克拉玛依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克拉玛依市知名商标认定和保护暂行办法》的通知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拉玛依市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克拉玛依市知名商标认定和保护暂行办法》的通知
新克政发〔2008〕45号
各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委、办、局，各有关单位：
《克拉玛依市知名商标认定和保护暂行办法》已经市人民政府第十二次常务会议研究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施行。
二○○八年十月二十八日
克拉玛依市知名商标认定和保护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引导市场主体积极实施商标战略，增强市场竞争能力，提高商标（品牌）知名度，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实施条例》和《关于促进改制企业健康稳定发展的意见（试行）》（新克党发〔2006〕6号），参照《驰名商标认定和保护规定》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著名商标认定和保护办法》，结合克拉玛依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克拉玛依市知名商标是指在市场上享有较高声誉、较高市场占有率，为公众所熟知的依照本办法认定的注册商标。
本办法有关商品商标的规定，适用于服务商标。
第三条 克拉玛依市知名商标的认定、保护和管理应当遵守本办法。
第四条 克拉玛依市知名商标每三年集中认定一次。
知名商标采取自愿申报和个案认定的办法，认定和保护工作，必须坚持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并不得向申请人收取费用。
第五条 市政府成立知名商标评审委员会（以下简称市评审委员会），负责全市知名商标的认定工作。
市评审委员会主任由市政府分管领导担任，成员由市发改委、经贸委、财政局、公安局、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质量技术监督局、知识产权局、农牧局、工商局、政府法制办，商业联合会、消费者协会，检察院、中级法院等单位相关人员及有关专家组成。
市评审委员会以会议形式认定知名商标。
第六条 市评审委员会办公室设在市工商局,负责知名商标认定和保护的相关工作，并履行以下职责：
（一）审核商标权利人认定知名商标的申请材料；
（二）多方征集意见；
（三）委托专业机构进行调查；
（四）向市评审委员会提出是否认定的建议；
（五）负责评审委会成员的联络和服务工作；
（六）本办法规定的其他职责。
第七条 申请认定知名商标，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商标所有人为在本市依法设立的各类市场主体；
（二）该商标自核准注册之日起，连续使用满三年或者注册虽不满三年但实际使用三年以上；
（三）使用该商标的商品或服务的年产量、销售额、净利润、纳税额等主要经济指标，连续三年在国家、自治区或本市同行业中位居前列；
（四）商标所有人重视广告宣传，商标宣传面大、覆盖地域广，商标在消费者中具有较高的信誉度和认知度；
（五）该商标的商品或服务质量高、长期保持稳定、社会声誉高，售后服务优良；
（六）商标所有人有较强的商标意识和严格的商标使用、管理、
保护制度；
（七）商标所有人未发生过侵犯他人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
（八）评审委员会办公室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八条 申请人申请知名商标认定，应当按规定在评选年度的12月中旬，向辖区所在地工商局提出，并如实填写《克拉玛依市知名商标认定申请表》，并按照本办法第七条规定，提供真实可靠的证明材料。
第九条 各区工商局受理知名商标申请，应当及时征询有关部门意见，审查申报材料是否齐备、真实有效。对符合条件的应在12月31日以前将征询材料及申请人的申报材料报市评审委员会办公室；对不符合条件的，应将审查结果告知申请人，并报市评审委员会办公室备案。
第十条 市评审委员会办公室收到申请认定知名商标的材料后，应当及时组织向行业组织、消费者协会、商标管理、质量监督等有关部门征询意见；通过网上或报刊的形式发布对该知名商标申请认知度的调查信息，确定其公众熟知率。必要时，市评审委员会办公室可以委托国家统计局克拉玛依城调队对申请人的主要经济指标进行调查。
第十一条 市评审委员会办公室在次年1月31日前完成审核工作，提出推荐意见并分送市评审委员会成员，同时向市评审委员会主任建议召开会议予以审议认定。
市评审委员会认定知名商标，必须有五分之四以上成员参加会议。认定为知名商标的须经参加会议的三分之二以上成员同意方可通过。
第十二条 市评审委员会议定的知名商标名单，应当在《克拉玛依日报》和市政府公众信息网上公示，公示期为30日。
公示期间，任何人均可以向市评审委员会办公室提出书面异议。
第十三条 公示期届满无异议或者有异议经查证不成立的，由市评审委员会提请市人民政府命名。市人民政府向认定为知名商标的申请人颁发《克拉玛依市知名商标证书》和《克拉玛依市知名商标》牌匾，并予以公告。
对在公示期间有异议并经查证异议成立不予认定的，由市评审委员会办公室书面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第十四条 知名商标自公告之日起3年内有效，有效期届满后，必须重新申请认定。失效的知名商标证书和牌匾，由市评审委员办公室统一公告注销。
第十五条 知名商标所有人可以在其核定使用的商品或服务及其包装、装潢、说明书或者广告宣传、展览等活动中，使用“克拉玛依市知名商标”字样或标志，并标明认定的年份以及有效期。
未予认定的，任何人不得使用“克拉玛依市知名商标”字样或标志。
第十六条 知名商标享有以下特殊权利：
（一）知名商标扩大到企业字号的保护，对认定前已存在的企业字号不具追溯力；
（二）禁止他人擅自使用知名商标商品上的名称、包装、装潢；
（三） 禁止他人以各种方式淡化、丑化、贬低知名商标的行为；
（四）获得知名商标认定的，可优先被推荐认定新疆著名商标、中国驰名商标。
第十七条 知名商标的使用和转让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一）知名商标标志只能在有效期内使用在该知名商标核定的商品上，不得扩大使用范围和期限；
（二）商标所有人依法许可他人使用知名商标的，应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的规定，并在许可合同签订之日起3个月内将合同副本报市评审委员会办公室存查。
（三）商标所有人依法转让其知名商标的，该商标的知名商标资格依照本办法重新认定。
第十八条 认定为知名商标的，市人民政府给予商标所有人10万元的奖励。在获得知名商标的基础上，被推荐认定为新疆著名商标（品牌）和中国驰名商标（品牌）的，由市人民政府另行奖励。
同一个商标同一级别的数次认定，只奖励一次。
同一个商标获得不同级别认定的，按相应的级别分别奖励。
第十九条 知名商标持有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市评审委员会办公室责令限期改正，情节严重的撤销其知名商标资格，并予以公告：
（一）弄虚作假，或者以不正当手段获取知名商标的；
（二）在产品中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或者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损害消费者或者用户利益的；
（三）在有效期内，丧失了知名商标条件的；
（四）因商标违法行为被执法机关查处的；
（五）知名商标所有人超出核定使用商品或服务范围与期限使用知名商标标志，经告诫而拒不改正的；
（六）滥施许可、变相买卖知名商标标识，擅自在合资、合作、联营活动中将知名商标转让到本市行政区域以外受让人的。
第二十条 评审委员会与有关工作人员，在知名商标认定和保护工作中应当坚持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自觉以职业道德和廉政规定为约束，不得弄虚作假、徇私舞弊，不得偏袒说情，不得以权谋私或为部门谋利。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由市工商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从一起医疗赔偿纠纷案看我国医疗纠纷法律领域诸问题
陈晓军
【案情简介】
李安福，男，现年55岁，汉族，重庆市南岸区长生镇天文村双桂湾社农民。1998年5月6日下午，李安福在南岸区长生镇青龙石社黑石子坡采石场做工时，被运条石的东风车碾伤右足，当即送到武警重庆总队医院（以下简称武警医院）抢救，被诊断为右足碾压伤。据武警医院病历记载，当天晚上该医院对李安福实施右足内固定及清创缝合手术，术后住院治疗，术后第12天即5月17日，李安福的伤口生蛆，5月19日，武警医院对李安福实施右踝关节离断手术，6月16日李安福在医生劝说下出院。因继续感染，李安福不得不在重庆骨科医院、外科医院继续寻求治疗，并于1999年12月15日被再次截肢。现李安福右腿膝盖以下全部缺失。
李安福从武警医院出院后，曾在1999年初以该医院在治疗和护理过程中严重不负责任，致其伤口感染生蛆，并最终被截肢为由，申请南岸区卫生局下属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作医疗事故技术鉴定。该委员会于1999年3月作出鉴定结论，认定李安福系因右足伤情较严重而截肢，医院行为不构成医疗事故，但医院在诊疗过程中存在未摄片、伤口生蛆等医疗缺陷。李安福不服，遂以武警重庆医院为被告，直接向南岸区人民法院提出人身损害赔偿之诉。南岸区人民法院以上述鉴定结论为依据，认定被告方的医疗缺陷与原告方被截肢并无直接因果关系，被告方仅（从人道主义角度）承担适当赔偿责任，遂判决被告方给付原告方医疗费、护理费等计9000余元。李安福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二审判决在维持一审判决的基础上，判决被上诉人武警医院赔偿损害抚慰金10000元。李安福仍然不服，继续通过种种渠道上访申诉。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在受理李安福的申诉之后，委托重庆市医学会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再次对本案进行医疗事故鉴定，该委员会于2005年6月8日作出鉴定结论，仍然认定本案不构成医疗事故，仅在诊疗过程中存在某些不足。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即驳回了李安福的再审申请。李安福最终向检察机关提出申诉。
这是一起比较典型的医疗纠纷案件。作为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当中的一个特殊品种，医疗纠纷案件在人身损害赔偿之诉中所占比重近年来呈急剧上升之势，医疗纠纷本身也已成为我们社会当中争议极大的热点问题。对本案的透视和剖析反映出我们的医疗机构、司法机关乃至整个社会体制在面对矛盾日渐激化的医疗纠纷时存在的许多问题，正视和解决这些问题，对于维护公平正义，创建和谐社会的大局也许不无裨益：
一、医院病历作为证据的效力问题
在本案一审开庭审理的过程当中，双方当事人曾就病历的真伪问题发生激烈争议。李安福一方认为医院提供给法庭的病历是伪造的。因为医院14天没有给李安福换药，所以其伤口才会因感染而生蛆。但医院的病历显示在第一次清创缝合术至第二次截肢术之间每天都给李安福的伤口消毒、换药、重新包扎，医院也坚称其病历是真实无疑的。但站在旁观者的角度对此立即产生的一个疑问就是：如果确如病历所反映的医院每天都会给患者的伤口消毒、换药并重新包扎，则患者的伤口怎么可能生蛆？这应该是一个常识性的问题。但法院认为李安福一方没有证据证明医院的病历是假的，故没有采纳其主张。
在习惯性的概念中，医院在诊疗病人的过程中制作的病历是天经地义、不容置疑的。但是，当发生医患纠纷并进入司法诉讼程序之后，医院作为争议当事人一方，其单方制作的病历正在遭到越来越严厉的质疑。如本案当中所见，在医院诊治过程中受到损害的患者当事人往往很容易认为其住院病历被医院改动、甚至被医院改头换面重新伪造，但又往往找不到医院对其病历造假的证据，从而导致败诉。客观地讲，既然病历从头到尾由医院一方负责制作，患者或其家属无法对其监督，则发生事故或纠纷后，医院一方对病历进行改动或伪造当然有其现实条件和动机，尤其是在当今社会经济利益至上的价值观成为主导的前提下，医院一方为了逃避可能的巨额赔偿责任，无视患者遭受的巨大痛苦，利用其有利条件改动病历乃至恶意伪造病历是完全有可能的。在这种时候仅仅指望以所谓的职业道德来约束医院的行为并不现实。
但问题的真正关键在于，由于病历从始至终掌握在医院手里，病历的虚假性绝大多数时候无法证实，因为患者一方根本不具备证实病历虚假性的能力和条件，这常常成为法院在医疗纠纷诉讼中判决患者一方败诉的重要原因。现有规定虽然已经明确患者及其家属可以复印病历，但在实践中往往由于医院一方有意无意之间设置障碍（如不进行告知）而使患者的这一权利不能得到实现。笔者认为，法院在审理医疗纠纷案件过程中要求患者一方承担证明病历虚假性的举证责任，从证据学的角度讲是不科学的，从实践的角度讲对于患者一方是极不公平的，客观上偏袒和保护了医院作为强势当事人的部门利益。当医患双方对病历的真伪出现争执时，实际上应当由医院一方承担其所提供病历真实性的举证责任，因为病历在诉讼当中只能视为医院一方为支持自己的主张而单方制作并提供的书证，患者在对病历无法实施控制的情况下，应当有权不予认可，医院此时必须提供其他证据来证明其制作并提供的病历是真实的，否则不应承认病历作为证据的效力。这样，把由患者一方承担病历虚假性的举证责任转变为由医院一方承担病历真实性的举证责任，既符合客观实际，又能保护患者一方的正当权益，还能和医疗侵权行为诉讼举证责任倒置的证据法规则相一致。
建议在今后有关立法中应明确医院有义务（必须）向患者或其家属提供病历，并应规定患者或其家属对于医院的病历有知情权和监督权，如规定医院制作的病历必须由患者或其家属签字认可。
二、医疗鉴定方面存在的问题
本案在医疗鉴定方面存在的问题应该是显而易见的。两个鉴定结论对于李安福在住院期间伤口生蛆这一严重的事实均采取了轻描淡写的态度，重庆市医学会的鉴定结论更是对伤口口生蛆一事讳莫如深，在列举医院存在的医疗不足时对于患者伤口生蛆竟只字不提。
在国务院于2002年9月1日颁布实施《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之前，是否构成医疗事故的鉴定由各地卫生局下属的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负责进行；在《条例》实施之后，由医学会组织医学专家进行医疗事故鉴定，而所谓医学专家基本上都是各大医院的知名医师或学术带头人。社会上把这种变化戏称为“老子给儿子做鉴定”变成了“兄弟姐妹之间互相做鉴定”，期望这样的鉴定结论做到客观公正事实上是很困难的。据一些新闻媒体曾经披露，在《条例》颁布实施之前，很多地方的医患纠纷诉诸法院，患者一方的胜诉率尚可保持在80％以上；而在《条例》实施之后，患者一方的胜诉率反而降到20％以下，这一巨大的反差引人深思。
本案涉及的医疗鉴定结论反映出较明显的偏袒医院一方的倾向，表明在《条例》实施以后医院利用专业鉴定推卸责任，逃避巨额赔偿，损害患者合法权益的现象并没有得到根本性扭转，患者的弱势地位甚至进一步恶化。医疗鉴定结论还存在另外一个超越鉴定范围的问题将在后面提到。总之，医疗鉴定中存在的不公正现象已经引起全社会的不满，有关部门乃至立法机关如果对之不能给予足够的重视并拿出切实可行的应对措施，则公众的不满情绪积累到一定程度有可能引发更严重的社会问题。
三、人民法院在审理医疗纠纷案件中存在的问题
（一）过分依赖医疗鉴定结论
本案一审法院的承办人也认为鉴定结论有问题，但鉴于鉴定结论已经作出不构成医疗事故的结论，故法院也只好认定医院一方不承担医疗事故的赔偿责任。
这反映出一个全国范围的普遍现象，即：人民法院在审理医疗纠纷案件时，往往以医疗事故鉴定结论为唯一的依据，认为“医疗行为经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鉴定后认为确实构成了医疗事故的，才可以要求赔偿”，如果鉴定结论认为不构成医疗事故，即使按一般常理或生活常识足以推断医院行为有过错并给患者造成了身心方面的重大损失，法院也往往不敢下判。
这里其实存在着两个比较重要的法律认识上的误区：
第一，医疗事故鉴定结论在医疗纠纷诉讼中处于何种证据地位的问题。各地绝大多数人民法院在审理医疗纠纷案件时，均以医疗事故鉴定结论为判决的唯一依据，医疗事故鉴定结论事实上成为医疗纠纷案件中的“证据之王”，在很大程度上削弱甚至排斥了其他证据种类的证明作用。而从证据学的角度来分析，医疗事故鉴定结论只是法定证据种类鉴定结论当中的一种，从证据分类的意义上看，鉴定结论在一般情况下属于间接证据，其本身也需要其他证据的支持，在法庭上同样应当经过质证才能予以采信。实践中人民法院盲目采信医疗事故鉴定结论，可以说是一种审判水平不高的表现。
第二，医疗事故与一般医疗侵权行为的关系问题。许多人民法院在处理任何医疗纠纷案件时都要求作出医疗事故鉴定结论，实际上混淆了医疗事故与一般医疗侵权行为，把医疗事故完全等同于一般医疗侵权行为。从概念上分析，一般医疗侵权行为的外延要远远大于医疗事故的外延。鉴定结论认为医院的行为不构成医疗事故，不等于医院的行为不构成侵权。严格意义上讲，人民法院如果公正司法，即使有医疗事故鉴定结论认定不构成医疗事故，医院仍然有可能被判承担巨额赔偿责任。
事实上，以医疗事故鉴定结论为审理案件唯一依据的习惯性概念在法院系统内部也是遭到批评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李国光曾经指出：“是否构成医疗事故，不是认定医疗过失损害赔偿责任的必要条件”，“ 医疗事故鉴定结论只是人民法院审查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是否作为确定医疗单位承担赔偿责任的依据，应当经过法庭质证”。现实审判当中的习惯性操作完全不利于保护患者作为弱势一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就全国范围来看，人民法院否定医疗事故鉴定结论而判决医院一方承担侵权责任其实不乏精彩而有价值的个例，但在医疗侵权领域内树立保护患者合法权益的全社会普遍性观念恐怕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二）医疗鉴定结论的鉴定人不出庭接受质证
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实施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当中已经明确规定鉴定人应当出庭接受当事人的质询，确有特殊原因不能出庭的，也应以书面答复当事人的质询。但在法院的审判实践当中这一规定的落实情况相当糟糕，尤以医疗鉴定结论最为突出，本案即是如此。事实上，在涉及医疗鉴定结论的医患纠纷案件中，鉴定人出庭接受质询的情况极为罕见，几乎没有。患者一方当事人因此无法行使其程序法上的权利，也无法行使其对于医疗鉴定程序及鉴定过程的知情权。按照程序法的原则及规定，这样的鉴定结论依法是不应当予以采信的。
问题在于：人民法院对于鉴定人未经出庭接受质询、依法不应采信的鉴定结论恰恰是几乎毫无例外地予以采信，因此判决结果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不利于患者一方当事人也就毫不奇怪了。这一现象的背后究竟有哪些因素在起作用？法官的个人水平、习惯势力的影响、部门利益的保护或者是有关政府部门的干预？
（三）医疗侵权诉讼中举证责任倒置的原则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
《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已明确规定医疗侵权行为诉讼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原则，由实施医疗行为的医院一方对其医疗行为有无过错及其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有无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说得通俗一点，就是患者一方只须证明其曾在医院接受治疗以及治疗当中或之后发生了损害事实即可，而医院一方必须拿出证据来证明其医疗行为没有过错、其医疗行为与患者所遭受的损害结果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只有在同时证明前述两者的情况下，医院一方才有可能免责。照理说，如此严格的举证责任对于医院一方是十分不利的，医院一方要想逃避侵权赔偿责任也应该是很困难的。但在医疗纠纷的审判实践当中，医院一方往往通过一纸不构成医疗事故的鉴定结论就可以很轻松地达到免责的目的。在这样的鉴定结论中，鉴定机构往往直接作出了医院行为不存在过错和医院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没有因果关系的书面结论，法院也就全盘采信。事实上这样的鉴定结论是错误的，因为鉴定机构只能就专业问题在其专业范围内进行鉴定，过错与因果关系的问题已属法律范畴，应由法官进行判定，鉴定机构没有资格对过错和因果关系的问题下结论，否则就是以鉴定结论代替了法庭审判。而人民法院对于这样的鉴定结论全盘采信，事实上是放弃了对于举证责任倒置原则的坚持，也在客观上放弃了自己的审判权力和职责。
结语：人民法院在审理医疗纠纷案件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事实上也就是检察机关在对这一类民事案件进行法律监督时遇到的难点。随着这一类社会矛盾的日渐尖锐，向检察机关提出对医疗纠纷案件判决不服的申诉将会越来越多。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如何应对，这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检察机关由于其民事行政检察这一块监督力量相对偏弱，对于法院审理的医疗纠纷案件及与之类似的社会热点、难点案件普遍存在着不想监督、不敢监督的情况。这与我们的党和国家倡导以人为本，创建和谐社会的大宗旨无疑是有相当差距的。希望我们检察机关对此能够予以高度重视，加大这些方面的调研和工作力度，把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和作用真正发挥到实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