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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现代化，离我们有多远
(作者：蔡鸿铭，福建省永春县人民法院，362600)

摘要：改革开放20年来，从“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法制原则的确立，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基本方略的提出，法制的基本精神逐渐深入人心。依法治国已经成为中国21世纪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重要目标，中国已经迈向一个法治的新世纪。这是一个令人可喜的局面，然而面对这个局面，许多人也许要追问“为什么在这之前中国没能走上法治之路”“实现依法治国以及法治的现代化，离我们到底还有多远”之类的问题。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我想有必要说明什么是法制，什么是依法治国。
关键词：依法治国；法治；法治现代化

法治是当代中国社会，尤其是法学界一个众所关注的热门话题，然而对于何谓“法治”，理解与诠释却并不完全一致。通行的看法是，法治是“人治”的对立物，与专制格格不入，因此，被专制主义笼罩着的古代社会，绝大多数时期不存在真正的法治；更有一种观点认为，“法治”与“法制”体现了两个不同的层次，“法制”是存在于一切社会的“文化”形态，而“法治”则具有现代“文明”的属性。（1）
在西方，论及法治概念，常溯至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他在著名的《政治学》中提出了法治观点：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是本是制订良好的法律。它的法治理论倡导了一种法律的至高无上，法律的神圣权威的社会观念，形成了支配西方长达二千多年的资产阶级法治传统。近现代以来，洛克、卢梭、孟德斯鸠等启蒙时代自然法学派的代表人物，都论及法治思想。但法治含义的系统提出和诠释却始于19世纪后期。这就是法学界所熟知的英国戴赛的法治三原则：“除非明确违反国家一般法院以惯常合法方式所确立的法律，任何人不受惩罚，其人身或财产不受侵害”；“任何人不得凌驾于法律之上，且所有人，不论地位条件如何，都要服从国家的一般法律，服从一般法院的审判管辖权”；“个人的权利－－一般法院中提起的特定案件决定之”。（2）晚清以来，西风东渐，中国的统治者和思想家、法律学家们开始在法律形式上，结合本国的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精神背景和现实要求演绎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制观念，然而，对法律权威的推崇始终没有成为国家与国民最为信守的理念。
法治字面含义是“法的统治”，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是指“人们应服从法律并受法律统治”，但在政治和法律理论中，法治取其狭义，即“政府应受法律统治并服从法律”。（3）法治的优点在于限制或防止专断独裁，有助于稳定社会关系，增强人们对自己行为和活动的预见能力；有助于保护个人自由，即禁止某些干预个人自由的行为；有助于维护个人尊严。（4）关于法治的优点，亚里士多德作了精辟的总结：第一，法律是多数人的意志，多数人的意志优于少数人的意志；第二，法治具有公正性，人治易于偏私；第三，法律具有稳定性和连续性；第四，法律排斥专断与特权。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度。在漫长的历史中，中国在治理国家、管理社会方面积累了许多有益的经验，其中包括实行法治的经验。但是，在整个古代，中国实行的法治在精神与意旨上与现代法治大异其趣。古代法治以专制而非民主为基础，以等级特权而非主体平等为前提，以义务性压制型法而非权利性救济型法为主要导向，以统治者的意志而非民众的理性为依归。以严刑峻法为特征的法治在秦朝发挥到了极致。它让后人联想到的是惩罚、镇压与恐怖。中国历史上虽然也有法家主张的法制，但法家所主张的法治与古希腊法家所主张的法治有着根本区别。在中国历史上，先秦时期出现了“以法治国”的主张，长期以来，人们习惯地将之称为“法治”。有的著作对此颇不以为然，认为法家所提出的治国理论不成其为“法治”，因为它只涉及法的“功能”而非法的“价值”，归根到底是“人治主义”的。（5）确实，先秦法家所谓的“以法治国”维护君主专制并十分注重法的工具作用，但如果仔细研究一下法家的理论就会发现，它实在是一套以“法”为中心的非常体系化的学说。比如《管子》一再讲“道法”，曾说“先律制度必法道”（6），认为法律必须依据、体现某种基本精神；主张“令尊于君”，倡导“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7），并没有把君主完全排斥在法的约束之外；又如商鞅将“法”、“信”、“权”作为治国三要素，他首先强调“法者，君臣所共操”，然后才说“权者，君主所独制”，就是为了突出“不以私害法”（8）的原则。所以，仅就理论层面而言，如果断言法家学者完全不讲法的价值，恐怕也不尽然。当然，法家的“法治”绝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化的法制，然而，如果一般的讲“法治”，似乎不一定必须设定某一时期或某种制度的前提。一方面，和任何其他事物一样，法治也有一个发展演化的过程，承认古代的法治论，不但不妨碍，而且有利于理解和阐释现代法治的精神。另一方面，即使是现代社会的法治，因为其所处环境和所赖以生存的社会制度有别，意义也不尽相同，即如我们讲“依法治国”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就有它们特定的内涵。有的学者讲“中国古代人治下的法治”（9），应该说是不无道理的。
近代以来，在抵御列强、富国强兵的救亡图存抗争中，在独尊器物技艺的洋务运动受挫之后，当一些有识之士将“变法”的焦点转至改制时，建构现代法治曾经成为现代化的重要主题之一，许多志士仁人为此进行了艰辛探索和大胆尝试。先是中体西用的法律改革，后是以引进西方法治为特色的法治建构。然而，由于外患内乱，兵连祸结，法治命运多舛，几起几落，时续时断，未能取得稳定发展和长足进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实现了国家统一，民族独立，为法治的生长提供了良好环境。但是，由于受到历史上长期人治传统的潜在影响，以及前苏联将法律政治化倾向的影响，法治并未被放在应有的位置。20世纪50年代后至文革结束前，刚刚起步的法治因众所周知的原因遂付诸东流。在法律虚无主义盛行的年月，法治的命运可想而知。文革结束后，人们从人治的梦魇中醒悟过来，开始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封闭或半封闭转向改革开放，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从依赖人治转向倚重法治。在短短的二十多年里，中国法治取得了重要进展。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中国历史上法家所主张的法治大致有如下特点：第一，法家主张的法治基本是工具性的，即统治者用法律来治理被统治者，法律的意志性完全排斥了社会规范的共识和内聚力；第二，法律完全成为公共性质的，即由政府制定，社会规范体系成为等级结构；第三，法律完全由政府垄断，其他任何独立于政府之外的社会团体均无权与其他规则分庭抗礼；第四，中国古代的法律没有自治性，政策和法律之间从来没有明确的区分，行政与司法也是如此。这个大的历史和文化背景决定了中国传统社会不可能自然进化为法治社会，也决定了20世纪中国法治之路的艰难曲折。
所以，在近代以前，中国并不存在实质意义上的法治，更没有以法律至上、权利本位为精髓的“良法”，有的只是形式上具有合理性的法律。它为系统严密的官僚体的建立、吏治的发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我们也不能否认近代法律改革的重要意义。传统的宗法礼教法制观已被动摇，新兴的自由、权利、平等的法治原则已展现在国人面前。
分析完中西方法治观念的历程，再回头来看文章开头提出的两个问题，便不难回答了。

参考文献
（１） 尹伊君：《文明进程中的法治与现代化》，《法学研究》１９９９年第６期，P3-16.
（２） Dicey A V.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Constitution. London：Macmillan and Co.,Limited,1926，P183-201.
（３） Raz J. The Authority of Law: Essay on Law and Morality. Clarendon Press, 1979，P212.
（４） Raz J. The Authority of Law: Essay on Law and Morality. Clarendon Press, 1979，P220.
（５） 王人博,程燎原：《法治论》，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P93-96。
（６） 《管子·任法》
（７） 《管子·任法》
（８） 《商君书·修权》
（９） 张晋藩：《论中国古代人治下的法治》，《法律史论丛》（第四辑），P1-5。


作者联系方式：0595-23864229（办），13860708739（手机）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接受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监督的若干意见
1998年12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


人民法院接受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以下简称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是宪法和法律确立的一项重要制度，是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的根本保证。各级人民法院应当深刻认识接受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的重要意义，采取多种形式，开辟多种渠道，自觉、主动地接受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法律监督和工作监督，严格依法办事，维护司法公正，完成宪法和法律赋予人民法院的审判任务。
（一）做好向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报告工作。人民法院每年由院长向人大报告上一年工作，这是接受人大监督的重要体现。各级人民法院都要以高度负责的精神，做好工作报告，并认真接受人大代表的审议。在代表分组审议时，派出负责人听取意见，回答代表提出的询问。在人大闭会期间，应当根据人大常委会的安排，向人大常委会及人大专门委员会就法院工作作专项口头或书面汇报。对人大代表审议中提出的批评、建议和意见，要认真研究解决、改进法院工作。
（二）认真执行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决定。对于经人大及其常委会、委员长会议、有关专门委员会通过法定程序，决定要求人民法院纠正审判工作中的问题及审判人员违法行为的，人民法院应当在要求期限内或者依照法定诉讼程序和期限办结，并报告办理结果。不能如期办结的，应当说明延长期限的理由。
（三）接受人大代表依法提出的质询。人民法院应当按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等法律的规定，在人大会议期间，接受人大代表提出的质询；在人大常委会会议期间，接受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依法定程序提出的质询。接受质询的人民法院要按照要求，由负责人到会对质询的问题认真负责地当面答复，或者由负责人签署书面答复。
（四）接受和邀请人大代表视察。这是人民法院接受人大监督的重要形式。人民法院对人大代表在人大闭会期间，根据本级人大常委会的统一安排，欢迎代表前来法院视察工作。必要时，应当主动邀请人大代表来视察。人民法院应当为视察提供方便，做好准备；法院的负责人应当亲自汇报工作，积极反映情况，如实解答问题，虚心接受批评，使代表通过视察了解法院的工作情况，支持法院工作。代表视察中提出约见负责人或者有关部门负责人的，被约见的人员或者由他委托的负责人员应当实事求是地汇报工作情况和存在的问题，认真听取代表的批评、建议和意见，实事求是地加以改进和解决。对代表提出的涉及具体案件的问题，要严格按照法定诉讼程序办理。
（五）积极办理人大代表提出的建议、批评和意见。人民法院对人大代表提出的有关法院工作的建议、批评和意见，应当认真办理，分别已经解决、基本解决、正在解决或者列入规划逐步解决、因目前条件限制或其他原因需待以后解决、留作参考等不同情况，一般应当在要求期限内办结并以书面形式答复代表，并抄送本级人大常委会。对代表提出的建议、批评和意见涉及面广、情况复杂或者涉及具体案件需要依照法定程序查处而一时难以答复的，应当在法定期限内作出程序性答复，实体答复一般也不要超过法定审理期限。确有必要直接听取代表意见的，要及时安排时间。对一时难以解决的，要实事求是地介绍情况，说明原因。人民法院办理代表提出的建议、批评和意见，应当遵循交办、承办、催办、审核、答复、总结等程序，以保证答复准确、及时。
（六）接受人大及其常委会或者人大专门委员会的执法检查。人民法院应当为执法检查组开展调查或检查工作提供方便，积极配合、协助进行调查或检查工作。根据需要，由负责人如实汇报被调查或者检查的工作情况，提出解决问题和改进工作的意见。对人大及其常委会或者人大专门委员会就执法检查组提交的报告和作出的决定，依照法定程序执行。
（七）认真复查人大及其常委会依照法定监督程序提出的案件。人大及其常委会对人民法院已审结的重大案件或者在当地有重大影响的案件，通过法定监督程序要求人民法院审查的，人民法院应当认真进行审查；对确属错判的案件，应当按照法定审判监督程序予以纠正；对裁判并无不当的，应当书面报告结果和理由。
（八）邀请人大代表、人大常委会委员旁听公开审理案件。人民法院开庭审理重大案件和在当地有重大影响的案件时，可为人大代表、人大常委会委员旁听提供方便或事先邀请参加，其他一切案件公开审理的，人大代表、人大常委会委员均可参加旁听。庭审或者宣判结束后还应认真听取参加旁听代表或者人大常委会委员的意见。
（九）做好人大及其常委会交办的信访工作。人民法院应当把人大及其常委会交办的信访案件作为接受监督的一项内容，认真查处。对正确的意见虚心接受，并按照法定程序妥善处理；对因与事实、法律不符而没有采纳的意见，要主动报告并说明理由和原因。对于人大及其常委会交办的要求回报处理结果的信件，应及时通报情况和回报处理结果。
（十）重视同人大代表和人大常委的联系制度。要把加强同人大代表及人大常委会委员的联系作为一项经常性的工作，使这项工作制度化、规范化，下级人民法院要协助上一级人民法院做好与本级人大代表及人大常委会委员的联系工作。各级人民法院要确定专门的部门或者人员负责同本地人大代表联系工作，并向上级人民法院和本级人大常委会报告工作联系情况。
最高人民法院决定设立全国人大代表联络室，向全国人大代表公布联系电话、通讯地址、联系人，以便及时听取人大代表对法院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并负责同全国人大代表联系工作的日常事务，并及时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工作联系情况。
（十一）接受人大代表检查法院工作，接受人大常委会组织的对法院工作的评议。人民法院在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要积极主动接受人大代表和人大常委会组织的对法院工作和审判人员执法情况进行的检查评议。对代表和人大常委会在检查评议中提出的意见、建议，要有针对性地进行整改。
（十二）主动通报法院工作情况征求人大代表对法院工作意见。人民法院在必要时应当派出负责人到所辖地区征求人大代表对做好法院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对收到的批评、意见、建议，认真研究改进措施，抓好落实，及时反馈。
为了使人大及其常委会和人大代表系统了解法院工作情况，理解和支持法院工作，人民法院召开重要工作会议和审判工作会议，应当邀请人大常委会及其有关专门委员会（室）负责人出席、指导；及时向人大常委会报送法院发布的文件、简报、报告等有关材料。重要文件应发送至人大常委会委员和有关专门委员会委员。按期向人大代表赠送《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有关刊物、刊印法院工作重大事项通报，随时向人大代表专送。重大、疑难案件的情况的审理必要时也可以主动向人大常委会汇报并听取意见。
（十三）建立人大代表担任执法监督员、特邀咨询员制度。通过这一制度，使人大代表了解案件的审理，提出咨询意见，监督法院审判工作和法院审判人员执法情况，通过他们听取人民群众对法院工作和审判人员的意见、要求和希望，及时解决存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