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印发《河源市乡村公路养护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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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


黑龙江省地质环境保护条例


黑龙江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19号


　　《黑龙江省地质环境保护条例》已由黑龙江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于2009年6月12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09年10月1日起施行。


　　黑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09年6月12日


（2009年6月12日黑龙江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保护地质环境，合理利用地质环境资源，防治地质灾害，保障国家财产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矿产资源开发、地质环境保护、地质灾害防治以及其他对地质环境产生影响的活动，适用本条例。
　　本条例所称地质环境，是指人类活动所涉及的地表至地下的空间环境以及地质遗迹、地质灾害等。
　　本条例所称地质灾害，是指由于自然因素或者人为活动引发的危害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的山体崩塌、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地裂缝、地面沉降、地表生态改变等与地质作用有关的危害。
　　第三条 地质环境保护应当坚持预防为主，政府主导和社会参与相结合，谁开发谁保护、谁破坏谁治理、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
　　第四条 县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本行政区域内地质环境保护工作的领导，组织和督促有关部门、单位和个人采取有效措施，保护、治理和改善地质环境，防治地质灾害。
　　地质灾害多发区的县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地质灾害防治所需经费列入年度财政预算。
　　县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制定优惠政策，鼓励和支持地质环境治理活动，并对取得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五条 县以上人民政府国土资源主管部门（以下简称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地质环境保护的监督管理，并组织实施本条例。
　　县以上人民政府发展与改革、财政、环境保护、水行政、农业、林业、气象、建设、交通、旅游等有关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做好有关的地质环境保护工作。
　　第六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地质环境的义务，对破坏地质环境、造成或者可能诱发地质灾害的行为有权进行举报。
　　第二章 地质环境保护规划和项目管理
　　第七条 县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根据上一级人民政府的地质环境保护规划，组织编制本行政区域的地质环境保护规划，并纳入本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跨行政区域的地质环境保护规划，由其共同的上一级人民政府组织编制。
　　第八条 地质环境保护规划应当包括地质环境现状及问题、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开采矿泉水和地热水的地质环境保护、地质遗迹保护、地质环境监测、地质灾害防治等内容。
　　第九条 县以上人民政府编制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乡建设规划、矿产资源开发利用规划以及水利、铁路、交通、旅游、能源等建设规划，应当符合地质环境保护的要求，同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应当对上述规划的编制提供相关地质环境及保护的论证意见。
　　第十条 县以上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和财政部门，对由探矿权、采矿权使用费和价款投入的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地质遗迹保护、地质灾害治理等项目（以下简称项目）的立项、设计和投资预算组织专家进行评审后审批，并按照职责做好项目监管。
　　项目设计、投资预算确定后，如遇特殊情况确需调整的，应当按照相关程序审核，并报原批准机关批准。
　　第十一条 由社会资金投入的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和地质灾害治理项目，可以根据治理的难易程度和投入产出比率给予投资人一定年限的治理成果使用权。县以上国土资源等有关主管部门应当加强监督和指导。
　　第十二条 项目管理实行项目法人制、资质准入制、招标投标制、合同制、工程监理制和工程效果责任追究制。
　　项目主管部门应当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组织实施。
　　项目资金实行专户管理，专款专用，单独核算。
　　第十三条 项目应当在规定的实施期限内完成，由省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和财政部门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组织验收。
　　第三章 地质环境保护措施
　　第一节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
　　第十四条 依法取得矿产资源开采权的单位和个人（以下简称采矿权人），应当承担保护矿山地质环境、防治矿山地质灾害的义务，依法做好水土保持、植被恢复和土地复垦工作，避免或者防止发生次生地质灾害。
　　开采矿产资源应当遵守有关环境保护和矿山安全的法律、法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处置废水、废气、废渣、废石和尾矿等废弃物。
　　第十五条 采矿权申请人应当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单位进行矿山地质环境勘查评价并编写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方案，经专家评审确认后，报省国土资源主管部门批准。
　　已投入生产的矿山企业应当按照前款规定编制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和恢复治理方案，报经省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审批后实施。
　　采矿权人扩大开采规模、变更矿区范围或者开采方式的，应当重新编制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方案，并报原批准机关批准。
　　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方案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矿山基本情况及地质环境现状；
　　（二）矿山地质环境勘查评价对矿山地质环境问题的分析、预测、评估的结论性意见；
　　（三）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措施及其资金保障；
　　（四）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的经济、社会、环境效益分析；
　　（五）国家规定的其他内容。
　　第十六条 经过恢复治理的矿山地质环境应当达到下列标准：
　　（一）破坏或者废弃的土地达到可供利用的状态；
　　（二）对采矿活动遗留的矿坑、废石、尾矿等进行防护处理，达到安全状态；
　　（三）地质灾害隐患得到有效排除；
　　（四）各类废弃物处置达到国家规定标准；
　　（五）采场和矿山固体废弃物堆放场的植被得到恢复；
　　（六）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方案和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保证书（以下简称保证书）中承诺的义务全面履行。
　　对具有观赏、科研价值的矿山遗迹，鼓励开发为地质地貌景观保护区、旅游区或者矿山公园。
　　第十七条 采矿权人应当根据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方案中确定的各项责任和其他法定义务，与县以上国土资源主管部门签订保证书。
　　第十八条 保护和恢复矿山地质环境实行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以下简称保证金）制度。
　　保证金是采矿权人预交的用于依法履行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义务的预备金。保证金数额由县以上国土资源主管部门按照不得低于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所需费用核定，由采矿权人一次性预提或者分年度预提，按规定存入财政部门指定银行开设的保证金账户，并列入采矿成本，实行采矿权人所有，政府监管，专款专用。
　　保证金缴存标准和管理的具体办法，由省财政部门会同国土资源、环境保护部门制定，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
　　第十九条 采矿权人应当在领取采矿许可证或者进行许可证年检时，向所在地国土资源主管部门提交保证书和缴存保证金的凭据。
　　未按本条例规定进行矿山地质环境勘查评价并编制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方案、未签订保证书或者未缴存保证金的，县以上国土资源主管部门不予办理采矿权审批、年检、扩储等相关手续。
　　第二十条 采矿权人应当根据已经确认的矿山地质环境勘查评价、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方案和保证书的要求，对因采矿活动破坏的矿山地质环境实行分阶段治理或者集中治理。
　　县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国土资源、环境保护等部门，对管辖范围内的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状况进行监督检查。
　　无责任人的灭失矿山的地质环境恢复治理，由县以上人民政府组织本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及有关单位根据实际情况和条件，区分轻重缓急，分期实施。
　　第二十一条 采矿权人完成阶段性或者全部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工作的，均可申请检查验收。经省国土资源、环境保护、财政等部门现场验收合格的，退回已经缴存的保证金本息；经验收不合格的，由省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治理达标。未按要求治理或者逾期仍未治理达标的，由县以上国土资源主管部门组织治理，所需费用从保证金中支付，超出部分由采矿权人承担。
　　第二十二条 采矿权人对因采矿而挖损、塌陷、压占的土地进行治理后可用于耕种的，经验收可以依法折抵建设占用耕地的补偿指标；从废石、尾矿中回收矿产品的，可以依法减免矿产资源补偿费。
　　第二十三条 采矿权人开采矿产资源过程中造成严重地质环境破坏或者诱发地质灾害的，应当立即停止采矿活动，采取必要的恢复治理措施，并及时向所在地县以上国土资源主管部门报告。
　　采剥、削坡和堆放尾矿、废渣，应当按照开采方案和治理方案执行。
　　采矿、选（洗）矿形成的废液和污水，应当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处理，达标排放。
　　第二十四条 采矿权人向所在地县以上国土资源主管部门报送的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情况年度报告，应当包括矿山地质环境保护的内容。
　　第二节 开采矿泉水、地热水的地质环境保护
　　第二十五条 开采矿泉水、地热水的，应当在取得取水许可证后，到省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办理矿泉水、地热水水源注册登记和采矿登记，并按规定进行年检。
　　第二十六条 开采矿泉水、地热水应当进行地质环境勘查评价。采矿权人应当按照水源地保护规划，做好水源保护和卫生防护工作，并接受有关主管部门的监督管理。
　　地热水资源利用后应当进行达标排放或者采取达标回灌。
　　第二十七条 采矿权人开采矿泉水、地热水，应当按照省国土资源主管部门批准的开采方案进行，适时对水位、水量、水温、水质等情况进行动态监测，并接受发证机关的监督管理。
　　第三节 地质遗迹保护
　　第二十八条 地质遗迹是指在地球演化的漫长地质历史时期，由于各种内外动力地质作用，形成、发展并遗留下来的不可再生的地质自然遗产。
　　下列地质遗迹应当按照国家和省的有关规定设立地质遗迹自然保护区或者地质公园予以保护和利用：
　　（一）具有重大科学研究价值的地质构造、地质剖面、重要的古生物化石分布区；
　　（二）具有重大科学研究和观赏价值的火山、瀑布、岩洞、石林、岩体等奇特地质景观和岩石、矿物的典型产地；
　　（三）具有科学研究意义的典型地质灾害遗迹；
　　（四）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应当建立保护区的其他地质遗迹。
　　地质遗迹自然保护区和地质公园（以下统称地质遗迹自然保护区）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分为核心区、缓冲区和实验区。
　　第二十九条 对地质遗迹自然保护区和分布在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或者其他类型自然保护区内的地质遗迹，以及独立存在、具有保护价值的地质遗迹，所在地县以上人民政府及有关主管部门或者机构应当配备专业人员，并采取有效措施加以保护，所需经费由所在地人民政府承担。
　　第三十条 禁止在地质遗迹自然保护区保护范围内，从事开矿、采石、取土、放牧、垦荒、伐木以及其他对地质遗迹有损坏的活动。
　　禁止在地质遗迹自然保护区和其他地质遗迹保护范围内建设对地质遗迹有影响的建筑设施。经批准已建成并对地质遗迹造成污染或者破坏的建筑设施，由所在地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治理或者采取补救措施；确需拆迁的，由所在地人民政府依法予以安置或者补偿。
　　第三十一条 单位或者个人在地质遗迹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和缓冲区内从事科学研究、教学实习以及标本采集活动，应当向地质遗迹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提交申请和活动计划，并依法报批。
　　从事前款活动形成的总结或者活动成果的副本应当提交地质遗迹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存档。
　　第三十二条 在地质遗迹自然保护区内组织旅游活动，应当按照依法批准的方案进行。进入地质遗迹自然保护区旅游的单位和个人，应当遵守地质遗迹自然保护区的管理规定。
　　严禁开设与地质遗迹自然保护区保护方向不一致的旅游项目。
　　第四章 地质环境监测
　　第三十三条 省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和完善全省地质环境监测网络，设置相应的监测设施，对地下水、矿泉水和地热资源、地质遗迹以及城镇、村庄、矿山等重点地区的地质环境和地质灾害进行监测。
　　省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负责编制全省地质环境监测网络发展规划，统一协调区域性和专门性地质环境监测网络的部署，统一制定技术要求，组织开展地质环境监测工作和成果资料汇总，并定期发布全省地质环境状况公报。
　　第三十四条 县以上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地质环境监测工作，并接受上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的业务指导。
　　单位和个人应当对地质环境监测工作给予支持和配合，不得拒绝和阻挠。
　　第三十五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损毁或者擅自移动地质环境监测设施和标志。
　　第三十六条 县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依法监测地下水水位、水量、水质和水温动态，防止地下水过量开采和污染，并组织编制通报和年度报告。
　　省水行政主管部门划定地下水超采区和禁采区，应当征求省国土资源主管部门的意见。
　　第五章 地质灾害防治
　　第三十七条 县以上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地质灾害现状，按照国家规定，编制年度地质灾害防灾预案，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组织实施。
　　第三十八条 除地震灾害预报外，地质灾害长期预报和重要灾害点的中期预报由省国土资源主管部门提出，并划定地质灾害危险区和易发区；短期预报和一般灾害点的中期预报由市（行署）国土资源主管部门提出；临时灾害预报由所在地县以上国土资源主管部门会同气象部门提出。
　　各类地质灾害预报均应报经同级人民政府同意后发布，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发布。
　　第三十九条 县以上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负责在地质灾害危险区边界设置警示标志。
　　禁止侵占、移动、损毁地质灾害危险区标志和地质灾害防治工程设施标志；确需变动或者拆除标志的，应当征得设立部门或者防治工程验收部门的同意。
　　第四十条 新建、改建、扩建铁路、公路、港口、机场、水库、地下工程、大型厂矿以及城镇、村庄迁建选址等影响地质环境或者地质环境可能对其产生影响的建设项目，应当进行地质环境勘查评价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并履行规定的审批程序。
　　建设项目开工后，项目所在地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建设项目对地质环境影响的监督和检查。
　　第四十一条 禁止在易发生山体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危险区内从事采矿、爆破、伐木、垦荒以及不合理削坡、引排水、堆放渣石、弃土等可能诱发地质灾害的活动。
　　第四十二条 县以上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负责组织有关部门进行地质灾害诱发或者形成原因的认定。有关单位因地质灾害治理责任认定发生争议的，由争议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报请争议各方共同的上一级人民政府裁决。
　　人为活动诱发的地质灾害，由诱发者承担治理责任。自然因素形成的地质灾害，由所在地县以上人民政府组织治理。
　　第四十三条 依法取得相应资质从事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和地质灾害防治工程的勘查、设计、施工、监理的单位（以下简称资质单位），在承担相关业务前，应当携带资质证书（副本）及工程情况说明，到县以上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备案。
　　第四十四条 资质单位应当建立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或者防治工程勘查、设计、施工、监理业务手册，如实记载工作业绩和存在的问题，作为资质延续、升级的必备材料。
　　资质单位应当遵守相关行业自律公约，接受工程所在地国土资源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
　　第四十五条 从事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和地质灾害防治工程勘查、设计、施工、监理的人员，应当定期参加相应的业务培训和考试。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六条 破坏地质环境或者违反本条例规定，有关法律、法规已经规定给予行政处罚或者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从其规定。
　　本条例规定的行政处罚，由县以上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实施。
　　第四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四条第一款，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采取补救措施，并处以5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以2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并可暂扣其采矿许可证。
　　第四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条第一款、第二十四条、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三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责令限期改正并给予警告；逾期不改正或者拒绝、阻挠主管部门依法实施监督检查的，处以3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三十九条第二款规定的，责令限期恢复原状或者赔偿损失，并处以5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四条规定的，责令限期改正并给予通报；逾期不改的，处1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五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受到行政处罚或者被责令限期改正的单位及其法定代表人，愈期未改正或者造成严重后果的，县以上人民政府或者有关主管部门可以给予通报批评，并取消其当年评优资格或者其他荣誉称号。
　　第五十二条 县以上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不依法履行对地质环境保护的监督管理职责，或者对破坏地质环境的行为不依法制止和查处的；
　　（二）将项目资金挪作他用的；
　　（三）对依法应当退回的保证金本息未予退回，或者将保证金挪作他用的；
　　（四）隐瞒、谎报或者授意他人隐瞒、谎报地质灾害灾情，或者擅自发布灾害预报的；
　　（五）其他玩忽职守、失职渎职、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行为。
　　第七章 附 则
　　第五十三条 本条例自2009年10月1日起施行。


民商事纠纷与刑事犯罪交叉时民事合同效力认定

冯明超


民商事纠纷与刑事犯罪交叉时民事合同效力的认定是目前民商案件审理中的难点，也是讨论的热点，着实让人头痛。比如四川省有一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历经八年诉讼，抗诉申诉五次审理，双方当事人均不服，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一是民刑交叉案件中民事合同效力的认定；二是刑事案件中被告人的口供能否作为民事案件的证据；三是工程款与追赃、损失赔偿如何处理。笔者仅就民刑交叉案件中合同效力如何认定？谈谈自已的看法。
在审判实践中，有的学者认为对合同效力进行判断和认定属于民商事审判的范围，判断和认定的标准也应当是民事法律规范，刑事案件应以民商法律判断和认定为准，否则违背了刑法的谦抑性。有的学者认为，对于表面上是一个正常商业往来的民事行为，但实质是犯罪嫌疑人的诈骗犯罪行为，是其犯罪构成中的一部分，故其签订合同的行为不再是普通的民事行为，刑事法律是最强烈性的强制性规范，违反刑事法律的规定，损害的不仅是当事人的利益，而且必然同时损害国家利益，其合同在民事审理当然应认定无效。
笔者认为，该类合同效力不能简单地根据民事法律规范来进行判断和认定，应分为两大类分别处理。
第一类是犯罪行为与合同行为不重合。例如，当事人仅仅是在签约过程中存在行贿受贿行为，只要贿赂行为不足以构成恶意串通的，不影响合同效力。但行为人与第三人串通损害委托人或国家利益的合同，仍应认定为无效，委托人和第三人的的损失应按《民法通则》第66条和《合同法》第406条处理。例如单位工作人员以单位名义对外签订合同，将取得的财物非法占有或挪着他用，应由单位承担合同责任。
第二类是犯罪行为与合同行为重合。行为人无权代理，与第三人签订合同，而合同的内容并非委托人之意思。针对这种情况，除犯罪嫌疑人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善意第三人提起合同之诉，确认合同有效外，应一律认定合同无效。如果“本人”依照《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第二款对犯罪行为人的行为给予追认的，人民法院也必须依职权认定犯罪行为人同第三人所签合同无效，本人愿意替犯罪行为人赔偿损失的，应当允许。

一、关于表见代理与犯罪的问题
第一类合同效力的认定在学界和实务界没有争议。第二类合同可能会涉及到表见代理，表见代理与犯罪能否同时成立？这个问题在学术界分歧很大。笔者认为有必要从理论上对这类合同作进一步分柝。

（1）、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表见代理的三个构成要件: 一是无权代理人没有获得本人的授权；二是无权代理人同相对人之间的民事行为具备民事法律行为的一般有效要件和代理行为的表面特征，即行为人具有有代理权的客观表象；三是相对人主观上善意且无过错。所谓“相对人善意且无过错”，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第一，相对人相信代理人所进行的代理行为属于代理权限内的行为。第二，相对人并无过错，即相对人已尽了充分的注意，仍无法否认行为人的代理权。一般而言，代理之相对人应对代理人有无代理权加以慎重地审查。如相对人因轻信代理人有代理权而为之，或者因疏忽大意而未对行为人的代理资格或代理权进行审查而相信行为人的代理权，不能成立表见代理，即本人对此不负授权人的责任。
司法实践中法官如何判断“相对人善意且无过错”呢？应当综合考虑法律行为发生的原因、条件、环境因素、行为人的职业特征、假象的掩蔽程度和普通人对假象的认知程度等多种因素予以分析认定。
举一实例，让我们看一看最高人民法院对“代理权的客观表象”“相对人善意无过错” 是如何判断认识的？
合利公司在以东方公司名义向庐州信用社申请贷款和抵押的过程中，出具了东方公司的授权委托书、公司公章、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营业执照副本、贷款证及全套贷款资料，在客观上形成了合利公司具有申请贷款和提供抵押的代理权表象。尽管东方公司在合利公司与庐州信用社签订借款合同和抵押合同之前，曾函告合利公司的丁华荣收回其授权委托，以及丁华荣回函称其所拿东方公司印章仅为办理土地使用权变更之用，但上述函件往来行为并未对外公示，且东方公司在合利公司在以其名义向庐州信用社申请贷款之前也未实际收回公章、贷款证等物品，故东方公司的撤销委托授权行为未能改变前述合利公司具有代理权的客观表象。
庐州信用社首次对东方公司发放大额贷款，未根据《贷款通则》关于对首次贷款的企业应当审查其上年度的财务报告的规定对东方公司的上年度财务报告进行审查，也未按照《城市房地产抵押管理办法》中关于中外合资企业的房地产抵押须经董事会通过之规定，要求合利公司提供东方公司董事会同意抵押贷款的批准文件。该事实表明，庐州信用社在审查东方公司贷款资格时存在疏忽或懈怠，同时抵押物存在是由于明显地权利瑕疵。此外，庐州信用社同意接受丁华荣以该3500万元借款中的500万元偿还合利公司的关联公司即华侨公司在其处的借款利息，这不仅违返了《贷款通则》第25条关于“不得发贷贷款用于收取利息”禁止性规定，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庐州信用社与丁华荣之间存在主观上恶意串通和客观上损害东方公司利益的行为。因此在判断合利公司是否具有表见代理权问题上，相对人庐州信用社存在疏忽懈怠的重大过失乃至一定程度上的主观恶意，并不符合表见代理制度关于相对人善意无过失的要件。故合利公司的无权代理行为不能构成表见代理（见最高人民法院（2000）经终字第220号民事判决书）。

（2）、非法占有之目的。表见代理中代理人与本人之间事实上并无委托与受委托的关系，其本质上属无权代理，但代理人是为了被代理人的利益而积极的活动，并不为自已谋利，收到的款物都交于本人；而诈骗犯罪是假借为被代理人谋利实际上为已。二是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五十四条第二款规定了欺诈行为对合同效力的影响。诈骗犯罪和民法上的欺诈行为都要虚构事实或隐瞒事实，使相对人在认识上发生错误，但两者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是代理人有无“非法占有之目的”，是区分民法上的欺诈和诈骗罪之根本。三是从民事法律的角度来看，犯罪行为不以意思表示为要素，行为人不是以发生私法上的效果为目的，其法律效果亦不取决于行为人内心的效力意思，而是由公法（刑法）直接规定的。因此，从理论上讲，表见代理与犯罪一般不可能同时成立。但具体个案中可能会出现行为人的行为一方面构成表见代理，另一方面又构成犯罪，这样的判例也不鲜见。如何认识？司法实践中又如何把握？就显得尤为重要。

二、关于第二类情形民刑交叉案件处理程序的问题
刑事审理对第一类民事合同并无影响，应当平行审理。第二类属民事和刑事上相互交叉，相互影响的案件，称为真正意义上的刑民交叉案件。最高人民法院法释[1998]7号《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虽然确立了“先刑后民” 的审判原则。司法实践中仍存在诸多问题尚待解决，是“先刑后民” 还是 “先民后刑”，学术界和实务界是各抒己见。
现实生活纷繁复杂，如果一味坚持“先刑后民”原则，作法是十分极端的，可能严重使被害人的利益得不到保护。倘若犯罪嫌疑人一直不能被抓获，被害人的附带民事赔偿请求岂不永远不能解决？在涉及经济犯罪嫌疑的情况下，有的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中止民事诉讼审理，并将涉嫌犯罪的材料向侦查机关移送，有的侦查机关对被移送的案件不做答复、或者几年后告知法院决定立案或不予立案，一味地强调中止民商事纠纷等待刑事案审判结果，实际上将当事人的民事权利无限期地搁置。这使民事诉讼长期受制于刑事案件，当事人的民事权益得不到及时有效的保护。在一些民事纠纷中，实际上并没有经济犯罪，被告通过不正当手段人为地制造存在经济犯罪嫌疑的假相，利用“先刑后民”的规定拖延民事案件的审理，从而逃避民事责任，原告的合法权益就得不到保障。针对这种特殊情况，应当先对民事部分作出判决。
因此，笔者认为实行“先刑后民”有一个条件，只有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六条规定：“本案必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另一案尚未审结的”，才先刑后民”。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六条规定的，应平行审理。

三、犯罪行为人对第三人造成的损失如何处理
第一类只涉及合同履行的问题，第三人也无损失可言，处理较为容易。犯罪行为人可能会对被代理人造成损失，如催收货款被挪用，只能由犯罪人对被代理人的损失进行赔偿。但第三人与犯罪行为人串通损害被代理利益的，应由第三人与犯罪行为人对被代理负连带责任。
前面已谈到第二类合同应认定为无效，但合同无效并不是一了百了，第三人损失原则上应当由犯罪行为人承担。“被代理人” 是否应向第三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笔者认为要区别对待。
(1) 、首先审查犯罪行为人的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
表见代理制度设立的目的侧重于保护相对人的合法利益，维护交易安全，促进民事流转。在个案中，如果犯罪行为人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己构成表见代理的，应按合同约定处理。如甲是乙公司的供应处长，五年来一直是甲持乙公司介绍信到丙公司采购钢材，货款按期付清。后甲辞职，盖有乙公司公章的多余空白介绍信并未交回乙公司，甲仍持该介绍信到丙公司采购价值30万元的钢材，逃之夭夭。甲构成合同诈骗罪，为了保护善义第三人丙公司的利益，甲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可以向乙公司主张权利。
(2) 、如果犯罪行为人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但“被代理人”有过错，应承担赔偿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1998]7号）第四条规定：“个人借用单位的业务介绍信、合同专用章或者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以出借单位名义签订经济合同，骗取财物归个人占有、使用、处分或者进行其它犯罪活动，给对方造成经济损失构成犯罪的，除依法追究借用人的刑事责任外，出借业务介绍信、合同专用章或者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的单位，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但是，有证据证明被害人明知签订合同对方当事人是借用行为，仍与之签订合同的除外”；第五条规定：“行为人盗窃、盗用单位的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或者私刻单位的公章签订经济合同，骗取财物归个人占有、使用、处分或者进行其它犯罪活动构成犯罪的，单位对行为人该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不承担民事责任。” “行为人私刻单位公章或擅自使用单位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以签订经济合同的方法进行的犯罪行为，单位有明显过错的，且该过错行为与被害人的经济损失之间有因果关系的，单位对该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由此可见，最高人民法院亦认为采取冒用他人名义的手段实施犯罪行为的，被冒用的人是否承担民事责任，应视其有无过错而定。因此，只有当 “被代理人”有过错的，才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没有过错，“被代理人” 不承担民事责任。有的法院不分清红皂白判决“本人”对犯罪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在向善意相对人给付后，再按照侵权之债向无权代理人（犯罪行为人）追偿，这样的判决是非常错误的。
处理程序，首先应由公安机关依照刑法追赃，发还给受害人，经追赃后仍无法返还给被害人的部分，才能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四、证据采信的问题
在民商事纠纷与刑事犯罪交叉案件中，经常出现在刑事案件尚未最终审结、甚至还处于侦查阶段，或者不构成犯罪的情况下，将嫌疑人有关的口供和其他证人证言提交给法院用以证明民事纠纷中的事实，由于嫌疑人有关的口供是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在剥夺或变相剥夺当事人人身自由的情况下获取的，如何看待这些证据的证明力？刑民证据能否相互采信？
从理论上讲，刑事诉讼中认定的事实与民事诉讼中认定的事实应当一致。问题的根源在于刑事证据制度与民事证据制度差异，在刑民案件分别审理的情况下，很可能出现二者认定的事实不一致、甚至相互矛盾的情形，从而出现不一致的刑民判决。如：在证明对象上，在刑事诉讼中只有被告的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有罪；而民事诉讼法中，当事人一方自认的事实，一般作为免证事实，法院可以据此判决。在证明标准上，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远远高于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为“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而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为“明显优势”。在证明责任的分配上，刑事诉讼中被告的有罪无罪、罪轻罪重，除个别案件以外，完全由控诉方证明；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双方各自就一定的事实承担证明责任，对特殊侵权行为还实行证明责任倒置。正是由于这些差异，决定了刑事诉讼中的证据不能代替民事诉讼中的证据，对刑民案件应当各自适用相应的制度。
嫌疑人不构成犯罪，向公安、检察机关作的口供，能否作为民事诉讼的证据使用？有人认为：既然的嫌疑人不构成犯罪，公安、检察机关就是超越职权范围非法插手民商事纠纷的，该证据取得程序违法，缺乏合法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八条“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的规定，排除非法证据，该证据不应采信。
笔者认为：“公安、检察机关超越职权范围非法插手民商事纠纷” 这句话本身就是错误的。只有定性为经济纠纷，公安、检察机关再插手、干预才是违法的。尚未确定为经济纠纷，公安机关无疑可以侦查。侦查机关还没侦查又怎么知道是经济纠纷还是犯罪呢？公安机关在最初开始侦查时，对案件最终是否能够作为刑事案件起诉并不能准确预见，正因为嫌疑人如实交代，侦查机关才得以查清事实，将其销案，无罪释放，才由刑事犯罪转化为民事纠纷。因此有人认为公安机关侦查活动不具有合法性，证据不予采信的提法明显不妥。
作者认为嫌疑人相关口供能否作为民事证据采信应当综合判断：（1）侦察机关取得的证据有无刑讯逼供、诱供等违法行为；（2）供述的内容是否完整、符合逻辑，与其他证据是否能相互印证；（3）以上的供述内容仅限于刑事侦查立案前已有的事实。凡是在刑事侦查程序中作出的新的承诺、陈述，一律不得采信。如嫌疑人羁押之后作出的还款承诺、达成新的协议，导致民事诉讼时效中断等等，类似这样的口供，不应采信。（4）、已经为刑事诉讼所肯定的事实应当成为民事诉讼中的免证事实，法官应当直接认定有关事实，无需当事人另行举证；（5）、已经为刑事诉讼所否定的事实不应当成为民事诉讼中的免证事实，当事人不得直接援引刑事诉讼中的否定性结论，被刑事诉讼所否定的事实仍然应当成为民事诉讼的证明对象

五、应当严格区分合同未生效和合同无效
合同无效，是指合同虽然已经成立，但是因合同在内容上违反了法律、行政规章的强制性规定或者社会公共利益而使其不具有法律上的效力。而合同未生效，是指合同已经成立，但是合同生效的条件不具备或者不完全具备，合同效力还没有发生。这两个概念是有区别的。在实践中，有的将合同未生效认定为合同无效，混淆了二者的区别。两者相同之处都是合同已经成立了。但不同之处为： 第一，合同无效是已经成立的合同被宣布为不具有法律上的效力；而合同未生效是已经成立的合同尚未发生法律上的效力。第二，合同无效的原因是合同的内容违反法律法规或者违背公序良俗，而合同未生效的原因是尚没有具备或者欠缺生效的条件。第三，无效合同的法律后果是自始就没有合同效力，而合同未生效的法律后果是可以补足生效条件让其生效。
最后，笔者想强调的是人民法院对合同无效的认定应以职权主动作出，不以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为限。合同被宣告无效后, 不产生当事人所期望的法律效果，不能强制履行。如果合同是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款导致合同无效的，一方当事人依据合同取得的财产应按合同法第五十九条处理，不能将财财返还给对方当事人，应当追缴收归国家或者返还给集体、第三人，并予以制裁。

（作者声明: 转载应当署名）
作者: 四川法银律师事务所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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