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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1996年修正的《刑事诉讼法》增设了简易程序，以审理事实清楚，情节简单犯罪轻微的刑事案件，节约了一部分司法资源，使有限的资源，得到充分的利用。本文阐述了刑事诉讼中的简易程序的立法目的、内涵特点、适用范围、如何适用以及审判实践中应注意的问题和改进的建议。
　　[关键词]刑事；简易程序

刑事简易程序，是指基层人民法院审理特定的轻微刑事案件所依法采用的，由审判人员一人独任审判审理案件所适用的较普通程序相对简化的诉讼程序。
一、 简易程序立法目的
我国的1979年《刑事诉讼法》基于特定的背景没有规定简易程序，对犯罪不分轻重、危害大小、程序繁简，统一适用一种普通程序，难以使有限的司法资源得到合理分配和有效发展。随着普通程序水准的提高和物质技术条件的改善，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时，本着“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益”的指导思想，在完善普通程序的同时，增设了简易审判程序。同时，也适应现在世界各国刑事诉讼发展的趋势，据有关资料记载英、法、美、德、日等国在刑事诉讼中都规定有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国外的司法实践证明，简易程序具有便捷、灵活、快速的优点，值得借鉴。
适用简易程序既提高诉讼效益也兼顾了国家和个人两方面的利益。从国家利益的角度分析，避免不必要和不合理的拖延，迅速作出裁判可将犯罪者立刻绳之以法，有助于对犯罪的特殊预防；从被指控人利益的角度分析，无辜的被指控人如已被羁押 ，可因迅速之无罪审判而获得释放，有罪的被告人则可因迅速之裁判尽早摆脱诉累。
减少诉讼成本和科学配置司法资源是提高诉讼效益的两条主要途径，而简易程序的设置不仅通过减少诉讼成本而直接达到提高的诉讼效益的目的，而且通过程序的繁简分流节约了一部分司法资源，使其可用于重大、复杂、疑难案件的正式审查，而使有限的司法资源得到充分的利用，实现了诉讼效益的最大化，因此，设立刑事简易程序在实现诉讼效益这一价值目标上即使不是最重要的途径，也是最重要的途径之一。
二、 简易程序的内涵特点
国外刑事诉讼法学中没有很明确、很清晰的定义。依照《布莱克法律词典》的解释，简易程序仅相对于普通程序而言，凡指不经检察官起诉、陪审团定罪或者普通法正常程序所要求的其他程序，法官直接以迅速、简单的方式处理争议，解决案件，作出裁判的任何诉讼程序。
我国刑事简易程序是指基层人民法院审理某些事实清楚，情节简单，犯罪轻微的刑事案件所适用的经普通程序相对简化的第一审程序。也有人认为刑事简易程序是指在第一审程序中告诉才处理的案件，被害人起诉的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经检察院建议、人民法院同意或者人民法院决定、检察院同意的、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单处罚金或者免于刑事处分并且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公诉案件，有基层法院独任审判，程序上较普通程序相对简化的诉讼程序。
三、简易程序适用的范围
简易程序适用的范围指简易程序适用的法院、审级和案件
（一）、简易程序适用的法院
刑事诉讼法并无明确规定适用简易程序的法院，但从《刑诉法》第147条和174条规定的“基层人民法院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可以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判”和“可以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判“的规定看，只有基层人民法院可以适用简易程序，中级以上级别的人民法院不地使用简易程序。至于基层人民法院的派出法庭能否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刑事案件，笔者认为不能适用，因为刑事诉讼法没有向民事诉讼法那样赋予人民法院的权限，因此，基层人民法院的派出法庭不能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刑事案件。
（二） 简易程序适用的审级
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简易程序只适用于第一审程序的第一次审理。也就是说，当一件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第一次审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或者人民检察院提起抗诉，以及第二审程序审理认定第一审事实不清发回第一审人民法院重新审理时，尽管还是按照第一审程序对该案件进行第二次审理，但不得再适用简易程序审理，而应该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至于第二审程序，死刑复核程序和审判监督程序则更不适用简易程序。因为这些程序是为了纠正第一审或是第二审中的某些错误，或者为保证死刑案件的质量而设立的，它的法律性质和任务决定了不能适用简易程序。
（三）、简易程序适用的案件
依照刑事诉讼法第174条以及最高院、最高检司法部在2003年3月下发的《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的若干意见》的规定，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包括以下几种情况：1、对依法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单处罚金的案件。2、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人民检察院建议或者同意适用简易程序的。3、告诉才处理的案件。4、被害人起诉的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5、被告人及辩护人对所指控的基本犯罪事实无异议。
（四）、不得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
《刑事诉讼法》没有排除性的条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22条、第219条以及第二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对于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案件,不能适用简易程序审理:1，公诉案件的被告人对于起诉指控的犯罪事实予以否认的;2，比较复杂的共同犯罪的案件；３，被告人，辩护人作为无罪辩护的；４，被告人系盲，聋，哑人的；５，被害人有证据证明被告人侵犯自己人身，财产权利的行为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不予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案件；６，其他不适宜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情形，这些例外情形的列举，无疑为检察机关和法院在适用简易程序方面确立了更加具体，明确的界限，对于防止简易程序的滥用是有利的．
由以上规定可知，我国刑事简易程序适用量刑范围相对较宽．其中所规定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最高量刑明显高于其他国家的规定，显然宽泛的多．就刑事诉讼法的条文规定来看，任何性质严重的犯罪，只要实际处刑可能在三年以下，均可适用简易程序，值得注意的是，在被告人没有作出有罪供诉，或者辩护人作为无罪辩护的情况下，法院被禁止适用简易程序．适用简易程序的公诉赶件应该是被告人作有罪供诉的案件．简易程序的轻微犯罪的适用，从国外情况看，只在轻微犯罪中量刑轻的案件得到大量适用．而按我国立法的规定，实际适用结果，则可能包括严重犯罪中量刑轻的案件。为此，在实际操作中，对于性质严重的犯罪，一般不宜适用简易程序。尤其是法定刑为三年以上的犯罪，更应该慎重适用。最高法院《解释》第229条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在法庭审理过程中，发现公诉案件被告人应当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应当决定终止审理，按照第一审普通程序重新审理。

四、 简易程序的审判
适用简易程序的法庭审判，根据刑诉法的规定，不再严格遵循开庭、法庭调查、法庭辩论、被告人最后陈述、评议宣判五个阶段，简化审理作为一种方法只是针对具体案件而遵照简便、灵活适用的。而且在最后判决时，人民法院对自愿认罪的被告人酌情予以从清处罚，这样体现了对有认罪、悔罪表现的被告人依法从宽处理的刑事政策。
（ 一）、庭前审查问题
1、庭前审查问题
刑诉法174条第一项规定的“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单处罚金”是指宣告刑，而不是指法定刑。对“人民检察院建议或是同意适用简易程序”的实际存在两个发面的问题：一是人民检察院建议，人民法院同意。在此情况下人民检察院应在起诉时书面建议适用简易程序，并移送全案卷宗和证据，而不能像适用普通程序那样不移送卷宗，只移送主要证据复印件和证据目录，否则，法院无法进行审查是否适用简易程序。另一方面，法院对检察院建议适用简易程序的，经对主要证据复印件和证据目录进行审查后，认为符合刑诉法第174条第1款规定的，可以适用简易程序的，应书面建议检察院适用简易程序。因为这时法官审查案件仅仅是凭感性的，卷宗材料不全面，如果检察院同意并移送全案卷宗和证据，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否则，必须适用普通程序。
2、公诉案件的审判阶段
有人认为，刑诉法第177条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不受本法第一节关于讯问被告人，询问证人、鉴定人、出示证据，法庭辩论程序规定的限制。但是在判决宣告前应当听取被告人的最后陈述意见，也就是说，人民法院对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刑事案件，不必开庭审理，可以直接判决。这是对刑诉法立法愿意的曲解。适用简易程序，被告人诉讼权利已经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但其他权利不能因此受到剥夺，如申请回避权、辩护权、最后陈诉权、上诉权等，而被告人要行使这些权利，只有通过开庭审理才能得到保护，切不可因程序简化而对被告人依法享有的权利予以限制甚至剥夺。
与普通程序相比，简易程序作了下列简化：
（1）、审判组织简化。即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判。
（2）、审判前准备工作的简化。即给被告送达起诉书及副本的时间不受10的限制，告知被告人、传唤当事人、通知辩护人、证人等开庭时间，也不受3天的限制。即可以传票和通知书，也可以电话和其他形式，记录在卷即可。独任审判员应当讯问被告人对起诉书的意见，是否自愿认罪，并告知有关法律规定及可能导致的法律后果；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可以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进行辩护。被告人自愿认罪，并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无异议的，法庭可以直接作出有罪判决。人民法院对自愿认罪的被告人，酌情予以从轻处罚。
（3）、出庭支持公诉的简化。刑事诉讼法第175条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人民检察院可以不派员出庭”这是由简易程序重在从简的特点决定的，不过应当明确，公诉人作为刑事诉讼的提起者，有出庭支持公诉的权利和义务，如果检察机关主张这一诉讼权利，即使按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公诉人也可以出庭，这就要求我们在开庭前对开庭的时间、地点通知人民检察院，以便检察院决定是否派员出庭，不出庭的可在送达回证上注明。
（4） 证人、鉴定人出庭的简化。证人、鉴定人可以不出庭，至于辩护人是否出庭可以由辩护人自行决定，不出庭的也可以将辩护词在开庭前交给法院。
（5） 法庭调查的简化。刑事诉讼法第177条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不受本章第一节关于讯问被告人、询问证人、鉴定人、出示证据，法庭辩论程序规定的限制。但在判决宣告前应听取被告人的最后陈述意见”。这里过说的不受本章第一节关于讯问被告人、询问证人、鉴定人、出示证据、法庭辩论程序规定的限制，应理解为简易程序可以省略法庭调查程序，即公诉人可以不讯问被告人、被害人、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辩护人到庭作证或宣读证人证言、鉴定结论；公诉人不出庭的公诉案件，控辩双方不得就犯罪事实进行辩论等。但是应当指出，简易程序仍然保留或是保留了法庭审理中的法庭辩论和被告人最后陈诉二个阶段。根据刑诉法第176条、第177条的规定，人民检察院派员出庭的案件或者自诉案件，经审判员许可，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可以同公诉人或者自诉人及其诉讼代理人互相辩论，并应当在判决宣告前听取被告人最后陈诉意见。
（6） 审判期限缩短。刑诉法第178条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在受理后20日内以审结”这是结合我国审判实践经验所作的规定。比普通程序中的一个半月大大缩短了，但又不能过短，否则难以保证诉讼程序的完成。将案件由简易程序变更为普通程序审理的期限，从决定转为普通程序次日起计算。
（二）、告诉才处理案件的审判
根据我国刑法第87条的规定，告诉才处理是指被害人告诉才处理。即通常所说的“不告不理“。此类案件包括侮辱罪、诽谤罪、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虐待罪和侵占罪，但不包括被害人因受强制、威胁无法告诉，而由人民检察院或是被害人近亲属告诉的情况。此类案件都属于轻微的侵犯公民权利和轻微的妨害婚姻、家庭案件，因而在处理时考虑家庭稳定和社会安定出发，可以调解解决。
（三）被害人起诉的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的审判
此类案件规定在我过刑法条文和有关人大决定中，主要包括伤害案、重婚案、遗弃案、侵犯著作案和假冒注册商标案（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除外）、威胁、殴打司法人员或者诉讼参加人、严重扰乱法庭秩序案。此类案件要适用简易程序必须具备四个条件：1、有明确的原告（自诉人）和被告人、犯罪事实清楚；2、自诉人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且有因果关系；3、被告人的犯罪轻微，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单处罚金；4、属于自诉案件的范围。
以上两类案件皆由自诉人宣读起诉书，被告人应就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进行陈述和辩解。自诉人、被告人应当出示主要证据，经审判员准许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可以同自诉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相互辩论。

　　五、简易程序适用中的几个具体问题
（一）关于简易程序的变更
刑事诉讼法第179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发现案件不宜适用简易程序的，应变更按普通程序重新审理。这一规定的目的在于在审理过程中再次对案件进行过滤，排除不适用简易程序的情况，保证审判质量。所谓“不适用简易程序的情况“，即指不符合刑事诉讼法第174条规定范围的案件，通常主要是指：（1）法院和检察院对案件是否适用简易程序有争议的；（2）通过审理发现案件疑难，独任审判难以审清的；（3）法律政策界限不明对案件定性有分歧的；（4）审判员认为应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刑罚的；（5）诉讼中当事人或其辩护人等诉讼参与人提出反诉、附带民事诉讼或是提出新证据等而需要大量调查工作的等。所谓”重新审理“即重新组成合议庭对原案件进行审理。原按简易程序审理过本案的审判员可作为现在合议庭的成员。但原按简易程序审理案件的期限不应记入变更后的普通程序的审理期限之中。
与此相关的两个问题是：其一，对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刑事案件，如果在审理过程中发现是属适用简易程序范围内案件的，则不应终止案件的审理，变更为简易程序重新审理，而应仍按普通程序审理。因为不变更程序并不会影响案件的审理质量；而且，此种情况下如变更程序重新审理也会造成人力物力的浪费；更何况，这样做也缺乏法律和足够的理论依据。其二，对于适用普通程序的自诉案件，法院认为可以简易程序审理的，能否直接变更程序，笔者认为，由于自诉人对适用何种程序对案件进行审理多未在起诉书中予以明确，但鉴于自诉案件的处理结果与自诉人直切身厉害关系，且这类案件起诉与否的决定权在自诉人，因此，此种情况下，人民法院应向自诉人晓以利害，征求自诉人的同意后方能对程序予以变更。
（二）适用简易程序仍需开庭审理
我国台湾地区刑事诉讼法规定，以简易程序处理的案件，法院毋庸开庭。日本简易程序也只有“申请----审查----判决“的模式，而没有开庭审理的要求。在我国，开庭审理作为刑事诉讼的一项重要原则和制度，是第一审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必经程序。简易程序是被简化了的诉讼程序，但他毕竟还是第一审程序，并不因程序的简化而取消开庭审理的方式。不仅如此，对简易程序中没有明确规定的，在开庭审理过程中，仍需要遵照第一审程序的规定执行。
（三）助理审判员能否独任审理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
遏制刑讯逼供的程序构想——以侦查权的控制为视角

熊利民


　　刑讯逼供虽为我国法律明文禁止，但在司法实践中仍相当普遍地存在。笔者认为，其屡禁不止的根本原因在于侦查权的滥用没能得到有效的控制。这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的缺失，无法与国家权力实现必要的抗衡，刑讯的发生不可避免。二是审前程序中缺乏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必然发生侦查权滥用的情况。在我国的侦查程序中，由于缺少中立的司法机构的介入，难于及时有效地实现对犯罪嫌疑人权利的保护。三是讯问犯罪嫌疑人的程序设计粗略，导致侦查讯问的随意性及刑讯的多发性。四是缺少相应的证据规则，如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尽管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司法解释排除了非法言词证据的效力，但由于种种原因，刑讯逼供取得的口供在实践中仍被作为定案的根据使用，这种司法结果必然会加剧刑讯逼供的蔓延。可见，遏制刑讯逼供是一项系统工程，单靠某一法律制度难以奏效。但笔者相信循着以权利制约权力、以权力制衡权力、以程序规范权力及以结果规制过程的思路，对侦查权进行良性、有效的控制，建构遏制刑讯逼供的法律机制，定会将这一违法犯罪行为减少到最低程度。
　　一、权利制约：被追诉方防御力量的强化
　　（一）确立无罪推定原则
　　无罪推定原则是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针对封建的有罪推定确立的一项重要的刑事司法原则，为现代法治国家普遍认同。它的基本涵义为：在刑事诉讼中，任何受到刑事追诉的人在未经法院依法判决证实有罪之前，应被视为无罪。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2条的规定虽然吸收了该原则的精神，但这一保守的规定同时也印证了我国立法机关的一贯立场：既反对有罪推定，也不赞成无罪推定。在司法实践中，无罪推定的理念仍不能为多数司法工作者所接受，这也正是在侦查阶段刑讯逼供如此之多的重要原因之一。由于无罪推定原则是建立在保障被追诉者的人权基础上的，对于遏制刑讯逼供意义重大：1、从根本上保障了被追诉者的人权。作为一种理念，无罪推定原则应当深置于司法工作人员的心中，时刻注重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障，杜绝违法行为的发生。2、明确了举证责任，强化了证据观念。无罪推定作为一种法律上的推定，可以被推翻，但应由控方负举证责任。要想推翻无罪的假定，控方必须提出确实充分的证据，而不是逼取嫌疑人的供述。3、强调了法定程序的重要性，即通过法定程序维护犯罪嫌疑人的人权，如在刑事诉讼中应充分保障被追诉者的辩护权，并保证其享有依法公开审判的权利。
　（二）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反对强迫自证其罪的特权
　　反对强迫自证其罪的特权是现代法治国家刑事司法准则的重要内容。我国1998年10月签署的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国际公约》第14条第3款（庚）项规定，“受刑事追诉的人不得强迫作不利于自己的证言或强迫承认有罪。”这一特权实际上涵盖了三项权利：一是反对强迫供述的权利；二是沉默权及其被告知的权利；三是自愿供述的权利。三者有机组成了该项特权。
　　确立该特权的依据主要在于：1、哲学根据。人之所以为人是基于人的意志自由，正是意志自由使得人成为社会生活的主体。既使涉嫌犯罪，人的意志自由也不得随意被干涉。犯罪嫌疑人是刑事诉讼的主体，他有权利决定自己是否供述以及供述的内容，有权反对来自诉讼中任何一方的任何形式的强迫。2、道德根据。即人没有违背自己的义务，即“让一个人充当自己的掘墓人是错误的”。 3、法律根据。我国宪法赋予公民言论自由的权利，言论自由既包括言论内容的自由，也包括是否发表言论的自由。应当说，包括沉默权及自愿供述权在内的这一特权是符合宪法规定的。4、正当程序根据。该特权赋予被追诉方与追诉方相抗衡的能力，有助于维护控辩均衡，实现程序公正。
　　（三）赋予律师侦查阶段讯问时的在场权
　　侦查机关讯问犯罪嫌疑人，律师有无在场权，两大法系的规定差异较大。英美法系从权利保障的角度出发，赋予律师侦查阶段讯问嫌疑人时的在场权，并给予较充分的程序保障。大陆法系出于查明案情的考虑，一些国家没有赋予律师在场权，如德国、法国、日本等。我国刑诉法第96条规定了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可以聘请律师进行法律帮助，但对于“在场权”这一最为关键的权利却没有规定，这显然是顾及到目前侦查机关的办案能力和对律师介入的心理承受力。勿庸置疑，在场权是律师对侦查活动是否合法的一项强有力的制约措施，是防止刑讯逼供发生的有效手段。与律师的其他权利相比较，它对于维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防止刑讯逼供的发生有着无可比拟的、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场权可由犯罪嫌疑人、律师主张，由侦查机关予以保障。律师对侦查人员讯问时发生的违法行为可当场提出意见，对不予改正的有权向司法机关进行控告。
　　二、权力制衡：侦查权的有效控制
　　（一）引进司法审查机制
　　司法审查原则是现代法治国家普遍遵循的程序法治原则，其核心理念是充分发挥法院的司法能动作用，对国家强制权力的合法性进行审查，保障公民个人的权利不受国家强制权的违法侵害。在刑事诉讼中该原则要求，未经法院授权及审查，不得对公民实施逮捕、羁押等强制措施以及搜查、扣押、窃听等强制性侦查措施。
　　目前在我国刑事侦查程序中大量出现的刑讯逼供、超期羁押等问题，追其诉讼体制上的根本原因是缺乏一种有效的权力制约机制。在审前程序中只存在着追诉方单方权力的运用，只有追诉者与被追诉者赤裸裸的追诉关系，缺乏一个超然的、中立的司法机构对追诉方的活动进行合法性审查，对犯罪嫌疑人的权利缺乏切实保障，使得侦查权的运用失去了必要的司法控制，刑讯逼供等违法行为难以得到有效的遏制。
　　为防止侦控方权力的滥用，遏制刑讯逼供等违法行为，在我国确有必要建立审前的司法审查制度，将中立的司法机构提前引入侦查程序，以司法权控制侦查权，实现对侦查活动的异质监督。一方面，对涉及公民人身自由的拘留、逮捕等强制措施的批准及适用应由中立的司法机构进行司法授权和司法审查，打破目前羁押性强制措施的采取均由警检机关垄断的局面，防止侦控权的过度膨胀。同时，应慎用羁押性强制措施，并通过专门的听证程序增大取保候审的比例，尽量减少无必要的羁押。羁押减少了，刑讯逼供就失去了赖以发生的环境。另一方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权就不公正的羁押申请事后的司法救济。如对没有证据进行逮捕的或在羁押过程中遭受刑讯逼供的，均可向法院提出司法审查的申请，一经查实即应撤销先前不正当的羁押性强制措施。
　（二）确立侦查与羁押的实质分离
　　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自被拘留、逮捕后即被羁押在看守所内直至法院作出判决。尽管在公安机关内部侦查职能与羁押管理有着不同的职责分工，但二者同属于公安机关领导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打击犯罪目标的一致性、共同利益的驱动性使得侦查与羁押内部制约关系名存实亡，出于收集证据、尽快攻破犯罪的需要，侦查人员通常长时间地将犯罪嫌疑人置于其直接控制之下，刑讯逼供由此发生。
　　笔者建议将负责羁押管理的看守所从公安系统中分离出来，改由司法行政机构管辖，实现看守所的中立。这样由公安机关行使侦查权，负责证据的收集、事实的查明，而看守所专司羁押管理，以中立、超然的立场实现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保障，对侦查权发挥有效的外部制约作用。为此应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看守所条例》，明确看守所的中立地位，将保障被羁押人员的权利明确作为看守所的一项重要职能，并设立相应的配套制度。
　　三、程序完善：讯问犯罪嫌疑人程序的规范化
　　1.明确讯问的证据条件。关于侦查讯问开始的条件，特别是证据条件，我国刑事诉讼法尚无明确规定。一般认为，只要已经立案，讯问犯罪嫌疑人即为合法，讯问的随意性较大，助长了“口供中心主义”。对此，笔者认为，讯问的证据条件应当是侦查人员有合理根据表明犯罪嫌疑人有实施犯罪的重大嫌疑。如被害人或者在现场亲眼看见的人指认他犯罪的；或在其身边或住处发现有犯罪证据的，等等。这一标准低于逮捕的证据条件，是侦查讯问的最低标准。
　　2.完善权利告知程序 .讯问犯罪嫌疑人是侦查的必经程序，为确保诉讼的公正性，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应履行告知义务，以防止侵权行为的发生。需要告知的权利主要包括：（1）反对强迫自证其罪的特权，对沉默权也应明确告知。（2）自行辩护权。（3）获得律师帮助权。（4）司法审查与司法救济权。具体告知内容应制成“权利卡片”，以求统一、高效。
　　3.对讯问的时间、地点进行限制。我国刑事诉讼法应明确规定禁止夜间讯问及其例外情况；规定在押嫌疑人一次讯问的最长时间，两次讯问间隔的最短时间及对未成年人、怀孕妇女的特殊规定；讯问应在指定的羁押场所进行，法律规定的特殊情况除外。同时，应对违反上述规定的法律后果予以规定。
　　4.充分运用录音、录像记录讯问过程。运用录音、录像资料记录侦查人员的讯问过程， 这一举措在国外（如英国）已取得了成功的经验，近年来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也已经开始运用，以防止或及时发现刑讯逼供行为。为保证录音、录像的客观性，应将侦讯人员与视听资料的制作、管理隔离开来。为此可采用固定讯问地点，自动摄录的方法；条件不具备的，可由专人摄录、专人负责保管。
　　四、结果规制：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
　　1984年联合国通过的《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第15条明确规定：“每一缔约国应确保在任何诉讼程序中，不得援引任何确定系以酷刑取得的口供为证据，但这类口供可用作被控施用酷刑者刑求逼供的证据”。
　　我国刑诉法尚未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排除了非法言词证据的效力，这无疑是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对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笔者建议作如下规定：对于侵犯公民的宪法性权利所获取的非法证据，诸如通过刑讯、非法搜查、非法扣押及侵犯嫌疑人的辩护权取得的证据，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将通过刑讯逼供取得的非法证据彻底排除，就会从结果回溯源头，阻断刑讯逼供这一恶流。与此相适应，笔者建议在刑事诉讼法中增设两项规定：
　　1.赋予犯罪嫌疑人申请人身检查的权利 （验伤权）。参照国外立法例，人身检查既可作为犯罪嫌疑人的义务来规定，也可以作为嫌疑人的一项权利，在发生刑讯逼供的情况下，由犯罪嫌疑人或其律师主张。这对于及时收集刑讯逼供的证据十分必要，也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实现提供了条件。
　　2.非法证据可采性问题上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的原则。即由被控方（侦控方）证明刑讯逼供行为不存在，如不能尽到举证责任，则认定刑讯逼供存在，非法取得的供述即被排除。这是因为：首先，被控方有举证的必要性。这是由其司法工作人员的性质决定的，严格依法取证是法律对司法工作人员提出的要求，当就取证的合法性发生争议时，侦控方有责任举证说明当时的情况。其次，被控方有举证的可能性。从距离证据的远近以及取证的便利程度来讲，侦控方举证要比控告方容易得多。特别是在前文提到的同步录像监控制度下，由侦控方举证要容易、快捷得多，符合公平、高效的要求。最后，从国外的立法例看，在法庭上当被告人提出供述违背其自愿性时，警察均负有说明的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