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重庆市人民政府目标管理工作细则（试行）》的通知
重庆市人民政府
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重庆市人民政府目标管理工作细则（试行）》的通知
重庆市人民政府
通知
重庆市人民政府目标管理工作细则（试行）》已经市政府第二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各地、各部门结合工作实际，认真组织实施。
重庆市人民政府目标管理工作细则（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重庆市人民政府目标管理工作，促进政府工作勤政、高效、务实、廉洁，确保政令畅通和各项目标任务顺利完成，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重庆市人民政府目标管理的范围是市政府组成部门和有关工作部门。
第三条 重庆市人民政府目标管理工作的原则：
（一）保证经济发展，促进社会进步。目标的制订、实施与调控幅度的确定要与国民经济、社会事业的发展计划和当年市委、市政府的总体工作安排相一致。
（二）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目标的制订、分解、监控、检查、考评、奖惩，都要做到实事求是、客观公正，以确保目标管理工作的有效实施。
（三）分级负责，依法行政。各目标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必须对自己所承担的目标负责，在实施目标的过程中，所发生的问题由各目标责任人必须服从上一级目标责任人的裁决意见。各目标责任单位在实施目标的过程中必须依法管理。
第二章 目标管理体系
第四条 目标管理责任体系
（一）市政府目标管理工作实行市长负责制，市长为全市目标管理的总责任人。副市长对市长负责，按职责分工组织所联系部门目标的实施。
（二）秘书长、市长助理、副秘书长按职责分工对市长、副市第负责，并协助分管市长督促、协调有关部门目标的实施。
（三）各部门主要领导人为本部门责任人，对本部门目标负责，其他领导人按分工对责任人负责，组织目标的实施。
（四）承办部门负责研究、落实目标任务，协办部门协助承办部门完成目标任务。
第五条 目标管理组织体系
（一）市政府目标管理领导小组。由市政府常务副市长为组长，市政府秘书长、分管秘书长、市人事局长、市计委主作为副组长，市财政局、市统计局、市审计局、市监察局局长、市编办主任为成员。主要职责是负责目标管理的组织实施、目标的负解落实、督促检查、考证奖惩，协调
处理目标管理的其他问题。上学工作由市政府目标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即市政府办公厅目标办）负责。
（二）目标管理组长单位。由市政府指定单位作为目标管理组长单位。其职责是负责组内各目标责任单位目标方案的初步审查、实施中的监控、参与年终考评等工作；并对组内目标管理工作进行协调，对存在的问题提出建议。
（三）目标责任单位。纳入市政府目标管理的各部门和单位为目标责任单位。各目标责任单位应将目标管理工作列入议事日程，实施承担的目标任务，建立健全管理制度，落实机构和指定专人负责目标管理的日常工作，及时研究解决目标执行中存在的问题。
第三章 目标制订与实施
第六条 各部门制订目标的依据
（一）市委、市政府当年工作要点和市人大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以及当年全市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计划、财政收支预算等所确定的全市工作的总目标。
（二）市委、市政府及上级主管部门安排部署的主要工作任务。
（三）各部门自身的职能。
第七条 目标制订的原则
（一）突出重点。各部门所制定的目标要与全市工作的总目标相衔接，突出工作重点，重大问题、重要工作必须纳入目标管理。
（二）目标要先进合理，可查可考。各部门当年的工作目标要按照第六条的要求，结合本部门的实际，定出具体的定量、定性（数量、质量、时限）工作目标。其建、技改等目标要定出形象进度。
第八条 目标任务基本分计100分，其中业务目标90分，保证目标10分。业务目标，主要是指市里下达的主要经济、社会事业发展目标，以及体现各部门行政管理职责的指标，经济指标统一按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执行。保证目标，是指确保政令畅通的工作目标（含目标管理2分
、政务督办2分、政务信息1分、公文处理1分、会议纪律2分、值班工作2分）。
第九条 目标的制订
（一）当年2月上旬前，各目标责任单位应按本细则第六条、七条的要求制订出本部门当年工作目标初步方案（样表见附表1）报市政府目标管理领导小组，抄送组长单位、市坟委、统计局、市财政局。各部门提出的目标初步方案中涉及到有关部门工作的，应与部门协商，确定主办单
位、协办单位，并明确各自的责任，不能协调一致的，由市政府目标管理领导小组裁决。2月底以前，市政府目标管理领导小组会同各组长单位和有关部门根据全市经济、社会事业发展的计划和各部门上年工作的实绩，提出各目标责任单位的主要经济、社会事业发展的指标数据报市政府分
管市长审定。
（二）市政府目标管理领导小组按照分管市长审定的方案，制订出市政府各部门当年工作目标任务明细表，提交政府常务会议审定后正式下达。
第十条 目标的分解。各部门在接到市政府下达的目标后，要结合自身工作的实际，按照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原则，将目标逐级分解落实到处（室），并将分解到处（室）一级的情况报送政府目标管理领导小组备案。
第十一条 目标的监控。各部门要随时掌握目标执行的进度，分析目标皓存在的问题，并及时研究解决。对市政府下达的重点跟踪目标，要按要求及时馈执行情况；市政府办公厅要将主要目标执行情况逐季通报；对全市的重点跟踪目标，市政府办公厅将进行跟踪检查，并及时向市政府
报告情况。
第十二条 为保证目标的严肃性，一般不对目标进行调整。
第四章 检查与考评
第十三条 对目标实施情况的检查、考评，按照日常检查、半年自查和年终考评相结合的原则进行。
第十四条 检查与考证的内容
（一）市政府下达的各项目标执行情况；
（二）各协办单位配合情况；
（三）目标管理工作情况；
1．责任人新自抓目标管理工作，确定处（室）、人员负责日常目标管理工作情况；
2．目标全面分解，落实的情况；
3．为保证目标运行，建立健全监控、管理制度和执行监控、管理制度情况；
4．按要求向市政府和有关部门报送相关材料情况；
5．目标管理资料的规范情况。
第十五条 检查考评
（一）日常检查。各部门要按有关规定进行自查，随时掌握目标执行情况，并按要求按时填报有关资料；市政府办公厅目标办要对各部门的目标执行情况进行抽查，并予以通报。
（二）半年自查。每年7月中旬前，各部门要按第十四条的要求对目标执行情况、目标管理工作情况进行自查并形成自查报告报市政府目标管理领导小组（样表见附表2），抄送组长单位、市统计局；同时市政府办公厅目标办会同各组长单位进行抽查，将半年目标执行情况报告市政府
。
（三）年终考评。次年1月底前，各部门按第十四条的要求对目标完成情况进行自查，并写出自查报告附目标考核自查表（样表见附表3）报市政府目标管理领导小组，同时抄送组长单位、市统计局，并由各级长单位对组内责任单位考评情况提出审核意见。
次年2月上旬前，市政府目标管理领导小组召集各组长单位和有关部门对目标管理责任单位分别进行考评，并在此基础上，于2月底前形成全市目标管理执行情况报告书提交市政府常务会审定。
第十六条 目标考评的具体计分办法
（一）市政府每年下达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总体目标，并根据全市总体目标完成情况和当年财政收入增长情况决定奖励分值。
（二）业务目标的计分按以十方法进行计算：
1．完成年芳工作目标105％以下（含105％）的项目，按该项目的基本分值计分；完成全年度工作目标105％－115％（含115％）的项目，在该基础分值上加计5％；完成年度工作目标115％以上的项目和市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在该基础分值上加计10％；完成该
项目年度工作目标在60％以下（含60％），则该项目不计分。
2．因重大客观因素影响，经过努力而未完成目标的项目，可酌情按其基本分的80－90％计分。
（三）保证目标由市政府办公厅进行考核和计分，扣分累计不超过10分。
1．目标管理工作。凡目标未分解落实到埏（室）的扣0．5分；凡不及时按规定报送材料的扣0．5分；无目标管理工作机构和工作人员的扣0．5分；无目标管理工作制度的扣0．5分。
2．政务督办工作。对市政府交办的政务督办事项久拖不办的一次扣1分，未按时限要求办理又不说明情况的一次扣0．5分。
3．公文处理工作。公文出现重大差错和凡未按政府及市政府办公厅时间要求或不认真办理公文的，一次扣0．5分。
4．政务信息工作。按各部门完成信息采用目标实绩的比例进行计算得分。凡完不成市政府办公厅下达的信息采有目标，少1条扣0．01分，凡重大信息（重大灾情、疫情、安全事故、治安事故、突发事件）漏报、误报，或上报时间超过24小时的，扣0．1分。
5．会议纪律，参加市政府召开的会议每发生一起迟到早退现象扣0．5分。
6．值班工作。每发生一起无人值班的现象扣1分。
（四）其它加分项目。凡获得国家各部委（不含司、局）或市委、市政府表彰且有荣誉证书的全面性工作奖励加计2分（等级奖励按一、二、三等奖分别加计2、1．5、1分）；单项工作奖励加计1分（等级奖励按一、二、三等奖分别加计1、0．6、0．3分）。
（五）其它减分项目。年度工作目标中，某项目标因承、协办单位配合不好而未完成的，该项目标的扣减分由承、协办单位分别按60％、40％的比例计算，进入总分。
第十七条 市长的计分按全市总目标的完成情况，以各部门的平均得分计算；副市长的计分按其分管部门的平均得分计算；秘书长、市长助理、副秘书长按其联系部门的平均得分计算。
第五章 奖惩
第十八条 奖惩方式。奖励实行物质奖励与精神鼓励相结合，以精神鼓励为主，即发放奖金与通报表扬相结合，惩罚以扣减奖金和通报批评相结合。并将目标管理考评结果作为考核领导班子和干部政绩以及对干部晋升、调级、使用的重要依据。
第十九条 奖金的计发。凡目标管理考核得分在90分以上（含90分）的单位，均可获得目标管理奖，具体计算方式如下：
部门年度目标管理奖金总额＝每分值奖金×部门得分×部门人数。
目标管理考核得分在90分以下的部门不发奖金，并由市政府进行通报批评。
对各目标责任单位的违法违纪人员，扣发其全年目标管理奖金，由市财政局依据市政府办公厅的通知从其单位奖金总额中扣除。单位领导班子集体或单位内部发生重大违法违纪问题，情节和后果严重的，取消该单位全年目标管理奖。
目标管理考核得分在前30名的，并完成了市政府下达的主要指标，领导班子团结、廉洁，班子成员和所属部门没有严重违法违纪行为，无重大事故发生的，列为市政府目标管理先进单位，由市政府进行通报表扬。连续3年获得通报表扬的部门，由市政府授牌表。
第二十条 奖金来源按各部门工资来源实行多渠道解决。由市财政实行全额预算管理的行政机关，奖金由市财政承担；由财政承担部分职工工资的部门，奖金由市财政按工资补差的百分比计发；不由市财政承担职工工资的部门（含中央在渝单位），给予领导班子成员奖金，领导班子成
员人数以上级主管部门批准的当年在职局级以上的领导干部为准。
第二十一条 部门人数以市编委、市人事局、财政局核定的编内在职职工人数为准。人员的调进调出均以年底统计数计算。
第二十二条 奖金发放由市财政局按市政府下发的各部门年度目标管理的实际得分和本《细则》第二十条规定的奖金计算办法统一计发。
第二十三条 对在考核、奖励中弄虚作假的部门，取消该单位目标管理奖，并对负有责任的领导人通报批评，直至纪律处分。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四条 本细则由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负责解释。
第二十五条 本细则自下发之日起执行。
1997年7月14日
经济犯罪废止死刑问题研究
梁华仁 陈清浦
一、我国经济犯罪适用死刑立法回顾与评价
应该说，“经济犯罪”这一法律用语的外延和内涵是非常模糊的，无论是学界还是实务界，无论是刑法学还是犯罪学，在使用“经济犯罪”的时候，所界定的范围经常是不同的。一般说来，包括以下几种情况：一是狭义上的经济犯罪，是指发生在商品生产、流通、消费环节侵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各种犯罪，具体而言，是指刑法分则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的各类犯罪行为；一是中义上的经济犯罪，是指除了狭义上经济犯罪外，还包括财产犯罪，即刑法分则第五章侵害公私财产所有权的各类犯罪；还有一种情况是广义上的经济犯罪，是指除了上述两类范围外，还包括贪污贿赂犯罪，有时甚至还包括渎职犯罪。 由于它们多是非暴力性质犯罪，在适用死刑问题上存在较多共性，因此，本文所讨论的经济犯罪的范围是广义上的经济犯罪概念。
我国刑法将经济犯罪的法定最高刑规定为死刑，在罪名数量上有一个曲折发展的过程。在1979年刑法典中，法典规定可以处死刑的罪名有27种，经济犯罪的法定最高刑为死刑的罪名有：贪污罪、抢劫罪 ，共2个，占总数的7.4%。
刑法典实施不久，为了严厉打击严重的经济犯罪和严重的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活动，国家立法机关制定了一系列的单行刑法，这些单行刑法将使用死刑的经济犯罪罪名的数量大幅度提高，主要有：1982年3月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中，确定走私罪、投机倒把罪、盗窃罪、贩毒罪、盗运珍贵文物出口罪、受贿罪可以使用死刑；1988年1月2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走私罪的补充规定》将走私罪细化分解为多个罪名，其中走私毒品罪、走私武器、弹药罪、走私假币罪、走私文物罪、走私珍贵动物、珍贵动物制品罪、走私贵重金属罪、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的法定最高刑为死刑；1990年1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禁毒的决定》将刑法典中第171条制造、贩卖、运输毒品罪和《关于惩治走私罪的补充规定》中的走私毒品罪合并，确定罪名为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法定最高刑为死刑；1993年7月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的决定》确定生产、销售假药罪、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法定最高刑为死刑；1995年6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将刑法典中的伪造国家货币罪修改为伪造货币罪，并将其法定最高刑提高为死刑，同时，对新增加的集资诈骗罪、票据诈骗罪、金融凭证诈骗罪、信用证诈骗罪、法定最高刑也规定为死刑；1999年10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虚开、伪造和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的决定》中规定了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罪和伪造、出售伪造的增值税发票罪，这两个罪名的法定最高刑也规定为死刑。除去已经重叠或者后来又修正的罪名外，立法机关通过单行刑法增加了可以适用死刑的罪名的数量为20个，加上原有的2个，在1997年修订刑法之前，我国刑法中可以适用死刑的经济犯罪罪名共计22个，这样，刑法立法中可以适用死刑的罪名数量共有71个，经济犯罪就占到31%，比原来7.4%的比例大幅度提高。
1997年刑法典进行修订，刑法分则在原来刑法典分则的基础上，将单行刑法加以整合，经济犯罪可以适用死刑的罪名上只是略作调整，没有发生太大变化。具体分布状况如下：分则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生产、销售假药罪、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走私武器、弹药罪、走私核材料罪、走私假币罪、走私文物罪、走私贵重金属罪、走私珍贵动物、珍贵动物制品罪、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伪造货币罪、集资诈骗罪、票据诈骗罪、金融凭证诈骗罪、信用证诈骗罪、虚开增殖税专用发票、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罪、伪造、查收伪造的增殖税专用发票罪。共16种，占80%；第五章侵犯财产罪中：盗窃罪、抢劫罪。共2种，占10%；第八章贪污贿赂罪中：贪污罪、受贿罪。共2种，占10%。从整体上看，刑法典中规定最高刑为死刑的罪名共68个，经济犯罪的死刑数量为20个，占29.4%。比刑法典修订前略有下降，但与1979年刑法典相比较，上升幅度明显。
经济犯罪数量上的增多原因是多方面的。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迅猛发展，随之而来的经济犯罪的数量和对社会危害程度也不断加大、加深，；由于对最严重的犯罪行为处以最严厉的刑罚这种社会报复的道义观念在我国仍然深入人心 ；重刑主义无论是在立法者还是在一般社会民众中间还广有市场。这些因素都促成了立法中死刑数量不断增加。
二、经济犯罪死刑的价值分析
死刑又称为生命刑、极刑，是剥夺犯罪人生命的刑罚，作为最严厉的一种刑罚方法，死刑在历史上曾长期占据刑罚体系的中心，无论是科以死刑的犯罪行为数量上还是刑罚的执行方法上，死刑的多发性和残酷性都是其他刑罚方法所不能比拟的。到了十八世纪，在启蒙主义思潮特别是在古典自然法思想的影响下，一些资产阶级法学家对死刑制度提出了挑战。1764年，意大利法学家贝卡利亚在《犯罪与刑罚》一书中，极力主张废除死刑和限制死刑的适用，从此揭开了死刑废除论和死刑存置论论战的大幕。死刑存废论战的结果是将死刑逐出了刑罚体系的中心，并直接影响了各国的刑事立法和刑事政策，进而推动了世界范围内的刑罚改革运动。 死刑存废的争论对我国也产生了很大影响，但在现阶段更多地表现为死刑的限制与扩张之争，特别是在经济犯罪领域内，是取消还是保留（甚至是扩张）死刑的争论显得更加突出。我们认为，经济犯罪和其他犯罪具有不同的特质，对经济犯罪死刑的价值考察是解决争论的必要路径。
（一） 经济犯罪适用死刑的公正性考察
经济犯罪适用死刑的公正性也可以称为正当性、正义性。对死刑公正性的考察是必要和合理的：公正观念的道德评价标准运用于对死刑的评价，找到了死刑的公正价值的道德渊源。因为公正观念是自古以来便存在的一种社会观念，合乎社会公正观念的行为在道德上被普遍视为正当的，而不合乎社会公正观念的行为则在道德上被普遍视为不正当的。与此相适应，将对死刑的评价奠基于社会公正观念之上，所得出的结论自然因易于为人所接受而必然具有较强的说服力；
何谓“公正性”？自古以来，人们对公正和正义都存在不同的认识。西塞罗认为，公正意味着共同拥有国家的法律，相互承认权利和义务，维护自然的秩序，法便是公正与非公正事物之间的界限。《法学阶梯》中则把正义表达为“正义是给予每个人他应得到的部分的这种坚定而恒久的愿望”； 在哈特看来，正义就是“同样情况同样对待”和“不同情况不同对待”，是一种平等意义上的正义；
无论对公正和正义有多少种回答，公正和正义的相对一致性仍然是存在的。具体到犯罪与刑罚的关系上，刑罚的公正性就在于刑罚分配种类上的等质性和同质犯罪刑罚分配数量上的均衡性，种类上分配的等质性决定了刑罚公正性的底线，同质犯罪刑罚分配数量上的均衡性决定了刑罚公正性的程度。刑罚公正性的底线在于：刑罚所剥夺的权益的价值不得大于犯罪所侵害的权益的价值，刑罚方法的严厉性不得超过犯罪危害的严重性。如果刑罚的严厉性超过了犯罪的严重性，就是对犯罪人的不公正，即使严厉的刑罚方法为预防犯罪所必需，也是不允许的。因为，虽然预防犯罪的目的是正当的，但正当的目的必须通过正当的手段去实现，否则，手段的非正义性最终亦会影响目的的正义性；刑罚公正性的程度在于：罪刑相适应，重罪重刑，轻罪轻刑，无罪无刑，罚当其罪。刑罚分配种类上的等质性和同质犯罪刑罚分配数量上的均衡性合称为刑罚与犯罪的等价性，它全面衡量了刑罚的适用是否公正，是否符合正义。
还应当看到，经济犯罪死刑的公正性和死刑的公正性不是同一概念。死刑的公正性是指死刑这种刑罚方法本身是否正当，是否符合正义性的标准。死刑具有公正性，无论是从历史的角度还是从现实的角度，无论是死刑的存置者还是死刑的废除者，都认为死刑的公正性是一个不争的命题。 从历史源源上看，死刑是最原始的法律制裁手段和刑罚方法，它的产生便是原始的、本能的、公正要求的结果。“以命还命”的同态复仇习惯背后潜在着一种朴素的以物易物式的等量公正，这正是等价公正的原始形态；从现实角度看，与杀人行为等价的刑罚方法也非死刑莫属。经济犯罪适用死刑的公正性则需要将经济犯罪所侵害的法益和死刑所剥夺犯罪人的生命权益相比较，若前者大于后者，经济犯罪适用死刑的公正性则为正，若前者小于后者，公正性则为负。
解决了经济犯罪适用死刑的公正性含义后，我们来考察经济犯罪侵害的具体法益。从我们所界定的经济犯罪的范围来看，经济犯罪侵害的法益包括：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侵害法益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盗窃罪侵害的是公私财产的所有权；贪污罪侵害的公共职务的廉洁性和公共财产的所有权；受贿罪侵害的公共职务的廉洁性和公私财产的所有权。而死刑所剥夺的生命权是个人至高无上的权利，是人所有价值和权利的载体。现代社会是由个人组成，在个人本位的观念下，对于个人基本权利的保护应当优先于社会权益的保护，特别是个人的生命权更应当置于优先位置，无论是经济秩序、公私财产所有权还是公共职务的廉洁性都不能优于个人的生命权利，它们在和人的生命权益相比较，不具有等价性，如果对经济犯罪科以死刑，有贬低人的生命价值之嫌。因此，从刑罚的等价分配上，对经济犯罪处以死刑不具有公正性。
（二）经济犯罪适用死刑效益性考察
死刑的效益性是基于死刑目的而产生的刑罚价值。众所周知，刑罚的目的在于预防犯罪，只有有效地预防犯罪，社会才能使自身免受犯罪侵犯之害。死刑作为刑罚的一种，其目的当然也是预防犯罪，具体而言，是为了避免科处死刑的类似犯罪行为再次发生。因此，死刑的效益性就在于基于防卫社会的目的，以最小的社会代价换取最大的社会收益，是一种社会本位的功利权衡。简而言之，死刑的效益性就是解决的是用死刑的方法预防犯罪是不是一种必要手段的问题，以死刑来预防犯罪有无必要，是否值得。
考察经济犯罪死刑的效益性，要从死刑所付出的社会成本（代价）和取得收益两个方面进行。经济犯罪死刑所付出社会成本主要有：剥夺社会成员个体生命的权益成本；由于从肉体上消灭犯罪人，支付的罪犯以无偿劳动弥补其所造成经济损失的机会成本；死刑特别而又严格的诉讼程序，超出一般诉讼程序的经济支出。等等。对此，美国学者莱科尔曾提出：在今天，考虑到所有代价——包括财政消耗与我们的法院和监狱消耗，有死刑的刑事司法体制明显地比无死刑的刑事司法体制昂贵 。
经济犯罪死刑的收益无非是预防类似犯罪行为的再次发生。死刑对社会的预防包括特殊预防和一般预防。我们先来看特殊预防，特殊预防通过对犯罪分子适用刑罚，剥夺他们继续犯罪的条件和能力，使其不再重新犯罪。死刑的特殊预防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死刑剥夺的是犯罪人的生命，生命是人从事一切活动的前提，当然也是犯罪人再次犯罪的前提。“人死万事休”便是死刑彻底、完全的特殊预防作用深刻而又朴素的揭示。但是，需要追问的是，具体到经济犯罪中，对犯罪人再犯能力的剥夺是否一定要以剥夺犯罪人生命方式来进行。经济犯罪中，大多数的犯罪需要特殊的条件，比如有的需要特殊的身份（贪污罪、受贿罪），有的需要庞大的经济实力（走私方面的犯罪、生产伪劣商品的犯罪），有的需要特殊的犯罪工具（金融诈骗罪）。如果有针对性地剥夺犯罪人相应的资格或者能力，完全可以完成对类似犯罪行为再犯的预防。如开除贪污罪、受贿罪的犯罪人的公职，他永远不可能再去贪污公共财产和收受贿赂了，如对走私犯罪人实施高额度的罚金，并没收犯罪工具和犯罪所得，起码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无法完成再犯该罪的条件积累。因此，用死刑的方法实现对经济犯罪的特殊预防没有必要，不具有正当合理性。
一般预防，即通过对犯罪分子实施刑罚，以使犯罪分子以外的人不产生犯罪念头，不再走向犯罪之路。有学者认为，犯罪分子以外的人可以分为三大类：潜在的犯罪人、受害者、其他守法者。
对受害者和其他守法者的预防，死刑的主要功能体现在安抚和平息民愤上。安抚受害者的受伤心灵，以满足其内心本能的报复愿望，可以阻止被害人极其家属因私力报复而犯罪；平息其他守法者的民愤，淡化他们基于普遍正义感而产生的对犯罪人的憎恨心理，这种憎恨心理极易转化成对惩罚犯罪人的要求，死刑的实施，一方面，可以防止守法者因为义愤而加害犯罪人，避免私刑，起到阻止犯罪连锁反应之效。另一方面，死刑的实施意味着对犯罪的强烈否定，这种否定可以强化其守法意识，阻止其仿效犯罪人，步入犯罪歧途。
但是，我们认为，经济犯罪多是个人对社会的犯罪，受害者具有抽象性和不特定性，不像暴力犯罪那样，行为指向的是明确、具体的受害个体。经济犯罪所侵害的是抽象的“超个人利益”，受害者往往缺乏明显的受害意识。如，走私犯罪侵害的是国家海关监管制度，一些个人单从自身角度可能认为不受其害反得其益；贪污罪非法占有的公共财产，于具体的个人利益联系不甚紧密；受贿罪也多因相对人利益得到满足而无法产生受害心理；即便是盗窃罪，可以处以死刑的也只是盗窃金融机构或者国家文物，受害者也是抽象的国家而非个人。经济犯罪受害者的特殊性使死刑丧失了安抚功能，同时也因民愤不像暴力犯罪那样强烈，使经济犯罪死刑失去了阻断私刑的社会效益。
对潜在的犯罪人，死刑具有威慑力，而且还具有最强的威慑力。死刑的痛苦性决定了威慑性必然存在，死刑的威慑力量，来自人们对死亡的恐惧，它可以阻止一部分潜在的犯罪人走向犯罪道路。
经济犯罪的特殊性，使经济犯罪死刑的威慑性客观存在，但又使它非常有限。首先，经济犯罪大都是由立法机关通过立法规定的“法定犯罪”，而非基于“内在的恶”而实施的“自然犯罪”；其次，经济犯罪一般具有“准犯罪性”，犯罪者本人较少存在罪恶感，往往对自己的犯罪行为做出合理化解释；最后，经济犯罪的成因是多方面的，受到经济、政治、法律等各种因素的影响，从成因上看，经济犯罪多为“管理型”和“智力型”犯罪。经济犯罪上述特殊性，犯罪人基于自身的合理解释和高智商的侥幸心理，大大减低了死刑的威慑力量。
刑罚的威慑力不仅仅是因为它的痛苦性和惩罚性，更重要的在于它的确定性和可预期性。因此，要减少经济犯罪，更有效的措施在于加强管理，堵塞漏洞，完善法制，以及施以及时有效的惩罚措施，而不是单单加大刑罚的的痛苦性，用科以死刑的方法去解决。
从应然意义上看，任何财产的总合也无法和人的生命价值相比，因而，以剥夺人的生命为代价的刑罚投入，无论在预防犯罪方面多有效果，都因保护的权益价值小于所剥夺的价值而不具有有利性，因此，经济犯罪适用死刑不符合刑罚效益性的要求。
从经济学的角度，加大刑罚的痛苦性直至科以死刑来预防犯罪的过程，也同样符合经济学上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边际效用递减规律”认为，随着某种物品消费量的增加，满足程度（总效用）也在增加，但是所增加的效用（边际效用）在递减。 我们把刑罚手段的痛苦性作为“某种消费的物品”，把预防犯罪作为“满足程度”，我们以消耗人的生命价值为成本，来换取微小的预防犯罪的“边际效用”，是不符合死刑的效益性原则的。
我们还可以从对经济犯罪的有效打击层面来考察经济犯罪适用死刑的效益性。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经济犯罪人在案发前或者案发后携款外逃，有些犯罪人特意逃往已经废除死刑的国家， 一旦在国外抓获，可以因为逃往国没有死刑，逃避严厉处罚。若逃往国和我国达成的引渡协议，必须遵守“死刑犯不得引渡”原则，但由于我国经济犯罪还存在死刑，在引渡问题上很难和一些国家达成引渡协议。一旦达成，我国还要根据犯罪人和外国司法机关缔结的辩诉交易，向引渡国承诺对犯罪人不得适用死刑。对引渡人员不适用死刑，影响了我国法制的统一和权威。同时，由于我国经济犯罪存在死刑，使一些经济犯罪分子在案发前就图谋逃往国外，造成了大量资金外逃。如果经济犯罪立法上不适用死刑，就可以顺利达成引渡协议，从而一解打击之惑。这种情况下另一侧面也表明了经济犯罪适用死刑的不经济性
（三）经济犯罪死刑的人道性考察
何谓刑罚的人道主义？刑法人道主义与宽容、柔和、人性等德行词汇相联系，与野蛮、残酷、恐怖、折磨等形象相对立。刑罚人道主义表现出国家在规定和运用刑罚时对犯罪以及对犯罪实施者的一种宽容态度。 人道是一种道德观，其基本蕴含是爱护人的生命，关怀人的幸福，尊重人的人格和权利。尊重人作为人所应有的基本权利，把人当人，这既是人道的基本要求，也是实现人权的保障。因此，刑罚不能不把犯罪人当人，不能剥夺或者变相剥夺犯罪人的基本权利，否则就是不人道的。 既然生命是人的最基本的权利，死刑是以剥夺人的生命为内容的，因此，死刑必然是不人道的。死刑是不人道的刑罚方法，具体到经济犯罪，犯罪人只是侵害了经济秩序、侵害了财产所有权，但为此却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这种不人道性体现的更加明显。
三、经济犯罪死刑的立法和司法控制
对经济犯罪适用死刑既然是不公正、不人道、缺乏效益性的，那么，我国刑事立法中规定经济犯罪死刑应当如何加以废止？我们赞同有的学者提出逐步废除死刑的两个原则： ：（1）必要性原则。即从正面看，对特定的经济犯罪规定死刑是否有必要；从反面看，对特定的经济犯罪已经规定的死刑予以废止是否必要。判断是否必要，主要看对待特定的经济犯罪设置死刑是否“过量”。（2）价值衡量原则。即以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和社会保护机能相平衡为基点，对特定经济犯罪人的人格进行法律评价，充分考虑犯罪人的价值。
根据上述两个原则，在立法上，可以尽快废止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16个罪名的死刑以及侵犯财产罪中的盗窃罪的死刑。1979年刑法典中对这些罪名没有规定死刑，现在立法上进行废止，社会反响较小，负面效应较低。近几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权观念的加强，财产所有权与市场经济秩序的价值观念已经明显不能和人的生命权价值观念相均衡，人的生命权的价值观念在社会民众心目中已优于财产观念，说明现在基本具备了废止两大类死刑的社会条件；国家机关“以人为本”执法、执政观念的确立，为废止两类经济犯罪死刑提供了强有力的推动力量；学界对废止上述两类经济犯罪死刑的认识趋于同一，为实现上述罪名完全废止死刑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智力支持。基于上述原因，可以在近期的立法修订中完成这一变革。
对贪污罪、受贿罪的死刑废止问题可以从司法和立法两个方面进行。原因主要是，我国历来保持着“从严治吏”的传统，而且目前腐败现象还比较严重，在民众和一些执法者内心中还存在“治乱用重典”思维模式，短时间内在立法上废止死刑，人们思想的反差较大，容易导致较多的社会负面影响。可以在立法未作变动之前，由司法机关出台相关的司法解释，指导对上述两罪名的死刑运用，以限制适用死刑的数量。具体而言，可以提高两个罪名死刑的适用条件，必要时可以适用死刑缓期两年执行，从实践中上先达到不处死刑的效果，使死刑的立法事实上变为“死亡条款”，为在立法上废止死刑创造条件，以完全废止经济犯罪的死刑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