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古巴共和国一九九０年贸易议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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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武汉市人大常委会


武汉市劳动力市场管理条例

（1998年11月25日武汉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 1999年1月22日湖北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批准 根据2004年6月25日武汉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 2004年7月30日湖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批准的《武汉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武汉市计划生育管理办法〉等14件地方性法规部分条款的决定》修正 根据2010年9月15日武汉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过 2010年9月29日湖北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批准的《武汉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地方性法规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劳动力市场管理，保障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的合法权益，规范职业介绍行为，合理配置劳动力资源，促进就业和再就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及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劳动者择业求职、用人单位招（聘）用人员以及职业介绍机构从事职业介绍活动，应遵守本条例。

　　第三条　市、区人民政府应当把劳动力市场的建设和发展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统筹规划，合理布局，发展多种类型的职业介绍机构，促进劳动者就业和劳动力市场健康发展。

　　各级劳动力市场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实施本条例。

　　财政、工商、公安、物价等有关行政管理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做好劳动力市场管理的有关工作。

　　第四条　劳动力市场应当遵循公开、公正、平等竞争、择优录用的原则，促进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的双向选择和劳动力有序流动。


第二章　择业求职

　　第五条　劳动者依法享有平等就业和选择职业的权利。凡达到法定就业年龄，具有劳动能力和求职要求的劳动者，均可自主择业求职。

　　第六条　本市推行《劳动手册》制度。《劳动手册》用于记载本市城镇劳动者身份、职业培训、就业和再就业、劳动合同管理、参加社会保险等情况。

　　本市城镇劳动者求职，可持劳动力市场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劳动手册》到职业介绍机构办理求职登记。

　　第七条　外来劳动者求职，持身份证和户籍所在地签发的《外出人员就业登记卡》，按本市有关规定到劳动力市场行政主管部门办理就业许可手续。

　　国外、境外人员来本市求职或者介绍本市人员到国外、境外求职的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第八条　劳动者求职，应按国家有关规定接受必要的技能、技术培训，选择国家规定实行职业资格标准的工作岗位，须持有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

　　第九条　劳动者求职，应如实介绍本人的有关情况，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


第三章　招（聘）用人员

　　第十条　　用人单位依法享有招（聘）用人员自主权。

　　第十一条　用人单位招（聘）用人员可以选择下列方式：

　　（一）委托职业介绍机构；

　　（二）参加招聘洽谈会；

　　（三）经劳动力市场行政主管部门批准，自主招（聘）用；

　　（四）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方式。

　　第十二条　用人单位招（聘）用本市失业职工、下岗职工的，按规定享受有关待遇。

　　第十三条　用人单位招（聘）用外来劳动力的，应符合本市外来劳动力计划和行业工种目录要求。

　　第十四条　用人单位应当依法与被招（聘）用的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建立劳动关系，并可办理合同鉴证，需要对劳动者进行培训或试用的，应在培训或试用之前与其签订劳动合同。

　　劳动合同应当以书面形式订立，其内容包括劳动合同期限、工作内容、劳动保护和劳动条件、劳动报酬、劳动纪律、劳动合同终止的条件、违反劳动合同的责任以及当事人可以协商约定的其他内容。

　　用人单位自签订劳动合同之日起二十日内，将用人情况向劳动力市场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五条　　禁止用人单位在招（聘）用人员活动中有下列行为：

　　（一）提供虚假用工信息或作出虚假承诺；

　　（二）以各种名义向求职者收取费用、押金；

　　（三）扣押个人身份证件或具有抵押性质的物品；

　　（四）以招（聘）用为名谋取不正当利益；

　　（五）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行为。


第四章　职业介绍

　　第十六条　开办职业介绍机构，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明确的章程、业务范围和管理制度；

　　（二）有与申请的业务范围相适应的固定场所和设施；

　　（三）有与开展业务相适应的资金；

　　（四）有三名以上熟悉劳动法律、法规，取得职业介绍资格证书的专职人员；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十七条　开办职业介绍机构，须向劳动力市场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经过审核，取得市劳动力市场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职业介绍许可证》（以下简称《许可证》），并按有关规定办理工商、税务登记。

　　市劳动力市场行政主管部门应在收到申请之日起十五日内作出是否批准的决定，并通知申请人。

　　《许可证》实行年检制度。

　　《许可证》禁止转借、转让、涂改、伪造。

　　第十八条　职业介绍机构更名、换址、停办、更换法定代表人，应分别到原审批机关和登记主管机关办理变更或终止手续。

　　第十九条　职业介绍机构可以从事下列业务：

　　（一）为劳动者办理求职登记，推荐用人单位；

　　（二）为用人单位办理用人登记，推荐劳动者；

　　（三）指导劳动力供需双方洽谈；

　　（四）收集、发布劳动力供求信息；

　　（五）指导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依法签订劳动合同；

　　（六）经劳动力市场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和委托的其他服务项目。

　　第二十条　职业介绍机构应当对求职的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的资格进行审查，防止一方损害另一方的合法权益。

　　第二十一条　职业介绍机构应当在服务场所的明显位置悬挂《许可证》，公开服务内容、程序、管理制度，公布收费项目和标准。

　　第二十二条　禁止职业介绍机构在职业介绍活动中有下列行为：

　　（一）介绍未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就业；

　　（二）超出许可范围的活动；

　　（三）擅自设置收费项目，提高收费标准；

　　（四）提供虚假劳动力供求信息；

　　（五）以欺诈、诱惑、胁迫方式进行职业介绍活动；

　　（六）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行为。

　　第二十三条　职业介绍机构应接受劳动力市场行政主管部门的管理、指导和监督，定期报送报表和报告工作情况。


第五章　调控与监督

　　第二十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劳动力供求总量的调控，引导职业介绍机构进入相对集中的场所开展职业介绍活动，促进求职人员多渠道就业。

　　第二十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对各类职业介绍机构、职业培训机构按有关规定为失业职工和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免费提供职业介绍和职业培训的，应按规定给予必要的扶持和补贴。

　　第二十六条　各级劳动力市场行政主管部门应做好劳动力供需预测工作，推行用人单位空岗报告制度，加强劳动力市场信息网络的建设和管理，掌握供需情况，定期发布供需信息，为劳动者就业提供服务。

　　第二十七条　各级劳动力市场行政主管部门应加强对劳动力市场中的择业求职、招用人员和职业介绍活动的监督检查，维护劳动力市场秩序。

　　第二十八条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劳动力市场管理活动中的违法行为有权检举和控告，有关部门应该及时受理并认真查处。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九条　用人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劳动力市场行政主管部门按管理权限予以处罚：

　　（一）违反第十三条规定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按每招用一人处以五百元的罚款；

　　（二）违反第十四条规定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按每招用一人处以一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的罚款。

　　（三）违反第十五条规定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条　职业介绍机构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劳动力市场行政主管部门按管理权限予以处罚：

　　（一）违反第十七条规定，无《许可证》、伪造《许可证》从事职业介绍活动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

　　（二）违反第十七条规定，《许可证》未经年检继续从事职业介绍活动的，责令限期改正；

　　（三）违反第十七条规定，转借、转让、涂改《许可证》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四）违反第二十二条规定，介绍未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就业、从事超出许可范围活动或提供虚假劳动力供求信息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有前款第二、三、四项行为且情节严重的，由市劳动力市场行政主管部门吊销《许可证》。

　　第三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给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涉及其他部门管理职责的，由有关部门依法处理。

　　第三十三条　劳动力市场行政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在管理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上级主管部门给予其行政处分。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五条　本条例具体应用问题由市人民政府负责解释。

　　第三十六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摘要】知情同意权是医患关系中最基础和最核心的权利。目前，因医师侵害患者知情同意权的医疗纠纷已开始引起我国民法理论界与司法实务界的高度关注。广泛查阅中外文献资料，并积极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本文尝试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研究，以期抛砖引玉，并希望能够对指导审判实践，促进医疗行业的健康发展起到一定作用。文章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首先对知情同意权发展的历史进行了梳理，知情同意权规则在美国历经雏形到基本成型的过程，发展轨迹与判例紧密相关。而立法肇始于《纽伦堡法典》，后经《赫尔辛基宣言》不段完善发展。在人权和消费者运动的推动下，美国制定完成了《患者自己决定法》。我国知情同意规则立法一直带有行政化色彩且规定各异，直至《侵权责任法》的颁布，知情同意规则才趋于统一。第二部分从契约法和侵权法两个角度探求知情同意权的学理基础。从契约法的角度观之，美国法认为基于医疗信息的高度不对等情形下缔结的合同可能显失公平以及缔约过失责任的本质乃是侵权责任，所以美国法主张以侵权法对知情同意权进行保护。德国法对医师说明义务的考量并非是以自主决定权为其基础，而是在不同的责任体系下考察医师说明义务的责任基础。从侵权法角度观之，美国侵权法下知情同意理论的发展呈现为从同意到知情同意，从故意到过失侵权两条主线。德国侵权行为法认为告知说明义务的违反，不同于医疗错误，责任基础在于医疗的侵袭行为欠缺阻却违法事由，根据其理论基础之不同，可以分为身体侵害行为说和人格权侵害说。以更好保护患者权益的角度，本文主张以侵权法保护患者的知情同意权更佳。第三部分以医师说明义务为视角诠释知情同意权，包括说明义务的主体、说明义务的对象、说明义务的形式、说明义务的标准、说明义务的免除，从另一侧面诠释了知情同意权的内涵。第四部分从损害的理论学说出发，阐述损害的涵义，在此基础上对侵害知情同意的损害及其赔偿进行阐述。本文主张损害事实说，对侵害知情同意权进行全额赔偿，不仅包括侵害自主决定权的慰藉费，还包括具有因果关系的其他损害。损害赔偿范围包括人身损害、精神损害、财产损害以及最佳治疗时机和最佳治疗方案的损害。
【英文摘要】Right to informed consent is the most basic and most central right in the doctor-patient relationship. Currently, medical disputes on informed consent have begun to rise great concern in the domain of civil law theorists and judicial practice. On the basis of widely reading of Chinese and foreign documents and learning from previous research, this paper tries to research following aspects, and wish to guide trial practice and to promot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medical profession. The paper is divided into four parts: Part I, firstly, we clarify the history of informed consent from basic shape to matur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 is showed that it is highly related to cases. The legislation of informed consent originated from the "Nuremberg Code" and subsequently "Helsinki Declaration" supplemented content of it. Owing to the promotion of human rights and the consumer movement, the United States worked out a "patient to decide law." However, in our country, rules of informed consent have been provided with the color of administration and its rules are in chaos. Until the "Tort Liability Act" was enacted, the rules tend to unity. The second part explores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informed cons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ontract law and tort law.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tract law, American law argues that the infringement of informed consent shall be applied by tort law. German law studies the basis of informed consent in different system of obliga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ort law, the development of informed consent of the U.S. tort theory presented the two main lines. German tort law argues that breach of the obligation to disclose is different from medical errors, liability is based on the lack of negates subject of the illegal, according to their different theoretical basis, it can be divided into violations of body and personality rights. The third part explains the implication of informed cons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bligation to disclose of doctor, including subject of obligation to disclose, object of obligation to disclose, form of obligation to disclose, standard of obligation to disclose, and exemption of obligation to disclose. Part IV studies damage theory and conclude the implication of damage. on the basis of damages, we describe the damage of infringement of informed consent and compensation for the damage. The paper adopts damage fact theory and shall make full compensation for infringement of informed consent, including physical damages, mental damages, damages to property and the best timing of treatment and the best treatment damages.
【关键词】契约法上的知情同意权；侵权法上的知情同意权；说明义务；损害赔偿
【英文关键词】Informed consent on contract law, Informed consent on tort law, Obligation to disclose, Damage
【写作年份】2011年


【正文】

　　一 、 知情同意权的发展过程

　　知情同意权发端于美国，通过判例逐步确立知情同意规则，而立法过程肇始于《纽伦堡法典》，判例和立法两条主线可以清晰呈现知情同意规则的形成过程。该部分以判例和立法两个角度对知情同意权进行阐释。

　　(一)知情同意权的判例发展过程

　　“知情同意”是舶来品，源自于英美法。英国关于“知情同意”的首次报道案例出现于1767年的Slater v．Baker＆Stapel-ton。在该案中，外科医生被控告未经患者同意对其进行骨折愈合。法院认为，在实施手术前取得患者的同意是“外科医生之惯例和法则（the usage and law of surgeons)”。这一事件标志着社会成员开始关注医疗合理与非合理、可接受与不可接受的界限。

　　美国关于知情同意纠纷最早的案例是1905年Mohr v．williams和1906年的Pratt v．Davis案。第一案中法官认为，被告未经患者同意的手术行为至少在技术上相当于实施了身体侵害。第二个案件中，伊利诺斯州最高法院认为，原告把她自己置于被告的照管之下，被告没有得到原告的同意或授权，不能移走她的子宫。通常情况下，如果患者智力正常，和患者讨论他的病情不会给患者带来危险的结果，并且没有紧急情况存在时，获得患者对手术的同意是必须的，否则就是对患者人身的侵犯。

　　1914年的Schloendorff v．The Society of New York Hospital案，医院未经患者的明确同意而将肿瘤切除，该案的Cardozo法官肯定了患者的“自主决定权”，认为“每一个成年的且心智健全的人均有决定如何处置其自身身体的权利；外科医生如果没有患者的同意便实施手术，则构成暴行，该医生应对其损害负责。这一原则应被坚持，除非存在患者意识不清和获取同意前有必要进行手术的紧急情形”，即使从医学观点而言系有益之治疗，患者具有保护自己身体不受侵犯之权利，侵害该权利即是对身体之侵害（暴行），因而发生损害赔偿责任。这个时期同意在形式上只要求口头即可，医生口述患者的医疗信息，患者口头答应，并没有要求书面化。

　　从英美前期发生案例可以看出：首先，知情同意权是以身体权的名义进行保护的，未获得患者同意的医疗行为视为对患者身体权的侵犯，知情同意权未获得独立的权利进行保护；其次，赋予患者知情同意权的目的不在于对患者人格、尊严或个性化权利的尊重，而是为了使患者与医生合作以达到更好的治疗效果；再次，知情同意形式上只要求口头即可，这与患者对医生的信任有关。

　　20世纪中叶的Salgo v. Leland Stanford Jr.University Board of Trustees案（1957年），首次使用了“知情同意”（informed consent）这一创新概念。该案中，一位50岁的男性患者Martin Salgo的外科医生，因怀疑患者腹部主动脉阻塞而建议使用主动脉造影技术，以确定阻塞的准确位置。检查过程中需要注射造影剂。该种检查在当地当时并没有作为一个常规检查而广泛使用。结果，因从背部向大动脉注射造影剂而导致了患者双下肢永久性瘫痪。这一不良后果，尽管被认为是一项少见的并发症，却是这一检查的固有风险。患者抱怨医生未将这一风险告诉他，医生也承认其没有向患者告知这一风险。虽然这种检查方法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但是患者及其家属，由于医院和医生未提供任何情况说明，所以对于这一检查可能带来的风险完全出于一无所知的状态。虽然上述这一并发症出现几率非常小，但即使在当时，也不能改变其固有风险的性质，不能说医学对此处于未知状态。该案中，美国加州上诉法院Bray法官认为，如果医生未能将患者就所建议的治疗方案做出明智的同意所依赖的、必需的任何事实告知患者的话，他就违反了对患者的义务，并应承担法律责任。同时，医生必须将患者的利益置于首位，认识到患者的心理和情感状态是重要的，在某些情形下是至关重要的。在讨论风险因素时，必须运用一定的自由裁量，这一自由裁量应与做出知情同意所需事实的充分披露相一致。

　　Salgo案在美国知情同意规则的构建史上意义在于，知情同意并不是仅仅是同意，医师负有向患者说明的义务，只有在患者得到医师充分说明基础上作出的同意才是有效的同意。自此知情和同意合二为一，知情同意权向纵深发展，知情同意规则基本成型。该案判决不但为美国其他各州所接受，并“输出”到国外,使得“Informed Consent”成为一个法律上的概念。

　　(二)知情同意权的立法发展过程

　　知情同意权立法的形成，最早起源于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纽伦堡审判制定的《纽伦堡法典》。大战期间各国所进行的人体实验的恶行被揭发，普通民众对医师的权威不再尊重，父权医疗观念开始瓦解。《纽伦堡法典》第一条明确揭示：“以人体为试验对象时，事先征得受试人志愿同意，乃绝对必要的条件，亦即，受试人必须具有行使同意权的法律权利，必须处在没有任何强迫、利诱、诈欺、虚伪、哄骗，或其他将来有强制、威胁意义的形式介入，而能够自由运用其选择权的情况下作决定的；尚须受试人对于所涉及的主题内容，具有充分的认识和理解，使其能做明智的抉择。”此不仅确立自我决定权的原则，且对患者尊重与人权保障之观念，立即影响欧美诸国医界。

　　自纽伦堡规则问世之后，医学伦理研究逐渐受到重视，西方医学界认为有必要制定更全面人体试验的指导准则。1953年世界医学会医疗伦理学委员会开始研究与人体试验相关的伦理问题，当时的构想是在由法官制定并作为审判用途的纽伦堡规则之外，建立一套由医师设计，用以规范医师的专业准则。1964年，世界医师会通过了《赫尔辛基宣言》，该宣言第1、2条明确揭示：世界医学会制定赫尔辛基宣言，作为医师及医学研究人员进行人体试验时的伦理指导规则。1975年第29届医师会作出了大幅修改，并将“知情同意”明确规定于宣言中。2008年10月世界医学会在韩国首尔召开第59届世界医学会，通过了赫尔辛基宣言修正案，这是该宣言自1964年制定以来第六次修订。赫尔辛基宣言不仅继承了纽伦堡规则重视人体试验受试者权益的精神，针对告知后同意原则的部分，赫尔辛基宣言更是直接采用了告知后同意的字眼，并对告知后同意的内容作了更详细的规范。

　　1972年11月17日，美国医院协会发表了《病人权利宣言》，列举了总计12条病人权利，其中的9条都涉及患者知情同意权利，对患者知情同意权利所涉及的内容作出了较为详尽的规定，包括：患者对医院和医师的情况有了解的权利，医师负有就症状、治疗方案等与患者有关的治疗信息对患者进行详细说明的义务，患者对治疗方案有选择和拒绝的权利，患者对医疗费用有审查的权利等。

　　1973年，在美国人权运动、消费者权利运动的推动下，美国医院协会通过了《患者权利法案》，承认“患者就与疾病有关的诊断、治疗、预测及危险性等信息，享有知情权，对于看护、治疗有接受权或拒绝权。在被充分告知后，有亲自判断利害得失之自我决定权。”1974年美国卫生、教育福利部以法律形式颁布了《病人权利》。1990年，美国制订完成《患者自己决定法》。

　　我国关于知情同意权的立法在《侵权责任法》之前主要包含在《执业医师法》、《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中。但由于长期以来家长式医患关系模式占主导地位，知情同意理论并未受到重视。突出的问题表现在医事立法和司法解释虽然对医疗事故和医疗事故之外的其他医疗侵权行为规定了损害赔偿，但对于侵害知情同意权损害赔偿却没有明确的规定，致使司法实践中法律适用混乱，同案不同判。2009年12月26日《侵权责任法》颁布，该法第55条明文规定，“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应当向患者说明病情和医疗措施。需要实施手术、特殊检查、特殊治疗的，医务人员应当及时向患者说明医疗风险、替代医疗方案等情况，并取得其书面同意；不宜向患者说明的，应当向患者的近亲属说明，并取得其书面同意。医务人员未尽到前款义务，造成患者损害的，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侵权责任法》的颁布无疑统一了知情同意权规则，重申了“知情同意权”是一项法定权利，在我国医疗侵权法律立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从东西方知情同意规则的立法史可以看出，《纽伦堡法典》和《赫尔辛基宣言》知情同意立法初衷是为了保护人体试验中受试人员的权利，并不是针对患者而言的。《赫尔辛基宣言》2008年修正中对知情同意作出详细规范，将“知情同意”明确规定于宣言中。美国在人权运动和消费者运动的推动下开始关注知情同意权并制定完成《患者自己决定法》。我国关于知情同意的立法显示出渐进式进程，起初的关于知情同意的立法体现出强烈的卫生行政管理色彩，为强化对卫生机构的管理赋予医疗机构负有说明义务，因此立法目的不是保护患者的权利，而是强化对卫生的监督管理。《侵权责任法》以权利和利益的救济为其首要功能，其颁布实施对知情同意的保护具有重大意义。

　　二 、知情同意权的学理基础

　　侵害患者的知情同意权,患者既可以选择违约诉讼也可以选择侵权诉讼，体现为请求权的竞合,其请求权基础分别为契约法和侵权法,因此知情同意权理论可以从契约法和侵权法两个角度探求学理基础。该部分试从契约和侵权两个角度以美国法和德国法为蓝本探求知情同意权的学理基础。

　　(一)契约法上的知情同意权

　　美国医师说明义务是基于患者自主决定权而发展出来的知情同意，其大多规范在侵权法中而与契约法无关。从表面上看患者与医师对治疗事项达成合意订立一个医疗契约，而契约基本精神在于意思自治、反对国家介入等也正好与尊重患者自主决定权的精神相符，以契约法来规范说明义务较之侵权法更符合对自主权的尊重。但美国未用契约法规范知情同意权理由如下：首先，在1957年以前，医疗契约常被提出作为医疗行为得到患者同意的证据。但随着医疗科技的不断进步，医患之间呈现出医疗信息高度不对称的情形，因此医患双方处于不对等的地位，以契约来规范可能会显失公平。其次，从契约法角度来看，如果患者是在信息高度不对称的情形下订立的契约，此同意不能产同意的效力，因此医疗契约并不能成立。于契约不成立的情形下医师的说明义务是先于契约而存在而非契约义务，此种义务是先契约义务。医师之告知义务是契约成立的先决条件，而非由契约而生之义务。违反先契约义务适用于缔约过失制度。缔约过失责任是一个与违约责任、侵权责任并列的民事责任形式，所保护的是缔约一方的信赖利益。缔约过失责任在性质上属于侵权责任，而不是合同法的责任，直接适用侵权法即可。

　　综上所述，基于医疗信息的高度不对等情形下缔结的合同没有达到有效的同意而无效以及缔约过失责任的本质乃是侵权责任，所以美国法主张以侵权法对知情同意权进行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