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印发《浙江省律师执业行政许可操作规程》《浙江省律师事务所执业行政许可操作规程》的通知
浙江省司法厅
关于印发《浙江省律师执业行政许可操作规程》《浙江省律师事务所执业行政许可操作规程》的通知
浙司〔2008〕169号
各市、县（市、区）司法局：
为进一步规范律师和律师事务所执业行政许可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以及司法部《律师执业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等规定，结合我省实际，制定了《浙江省律师执业行政许可操作规程》、《浙江省律师事务所执业行政许可操作规程》。现予印发，请各地遵照执行。
附件：律师和律师事务所申请、变更行政许可事项相关表格
二〇〇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浙江省律师执业行政许可操作规程
第一条 为依法规范律师执业行政许可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和司法部《律师执业管理办法》等规定，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规程。
第二条 申请律师执业，应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和《律师执业管理办法》规定的条件。
除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中从事法学教育、法学研究工作的人员可以申请兼职律师执业外，申请人应当专职律师执业。
申请人只能在一个律师事务所执业。
第三条 享受国家统一司法考试有关报名条件、考试合格优惠措施，取得法律职业资格证书的，按照下列不同情形申请律师执业：
（一）2002年参加首次国家司法考试取得法律职业资格证书B证的，其申请律师执业与法律职业资格证书A证持有者相同，不受地域限制；
（二）2002年以后参加国家司法考试取得法律职业资格证书B证的，除已取得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申请执业可以不受地域限制外，应当在景宁畲族自治县区域内的律师事务所申请律师执业；
（三）参加国家司法考试取得法律职业资格证书C证的，应当在景宁畲族自治县区域内的律师事务所申请律师执业。
第四条 申请律师执业的人员，应当在律师事务所实习满一年，并按照律师协会规定参加律师协会组织的实习、培训、考核活动，经所在地律师协会考核合格。
第五条 申请律师执业，应当向律师事务所所在地的设区的市司法局（以下简称市司法局）提出申请，并提交下列材料：
（一）《律师执业登记表》；
（二）法律职业资格证书或者律师资格证书；
（三）律师协会出具的申请人实习考核合格的证明材料；
（四）律师事务所与申请人的聘用合同；
（五）申请人的下列身份证明材料：
1．身份证，持本市行政辖区以外的身份证的，还需提交暂住证；
2．最高学历证书；
3．能专职律师执业的原单位批准辞职或者解除合同的文件、失业证、待业证、离退休证、城市街道和乡镇以上人民政府出具的无业证明等证明材料；
4．除离退休人员外，人事档案存放在人才交流中心或就业管理处的证明，；
5．除离退休人员外，申请人为中共党员的，提供由所在地律师行业党组织出具的组织关系已接转的证明材料，；
（六）二寸近期免冠彩色证件照一张；
（七）需要提交的其他材料。
第六条 申请兼职律师执业，除提交本规程第五条第（一）、（二）、（三）、（四）、（六）项材料外，还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身份证；
（二）最高学历证书；
（三）在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专职从事法学教育、研究工作的证明；
（四）所在单位出具的同意其兼职律师执业的证明。
兼职律师执业人员应当在其单位所在地的律师事务所兼职律师执业。
第七条 申请人应当提交申请材料的原件。法律职业资格证书或者律师资格证书正副本、身份证、学历证、暂住证、失业证、待业证、离退休证等，可以提供复印件，但应当将原件提交受理机关审验。
第八条 申请人应当详细、认真填写《律师执业登记表》，如实向司法行政机关反映真实情况。申请人应当在《律师执业登记表》“律师执业申请书”一栏中，提出详细申请，并对提供材料的真实性、无“不得从事律师职业的情形”等作出承诺和声明。
第九条 市司法局应当认真、全面地审查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根据下列情况分别作出处理：
（一）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受理，并向申请人制发《行政许可受理通知书》；
（二）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制发《行政许可补正材料通知书》，当场或者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五日内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逾期不告知的，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申请人按要求补正的，予以受理，向申请人制发《行政许可受理通知书》；
（三）申请事项明显不符合法定条件或者申请人拒绝补正、无法补正有关材料的，不予受理，并向申请人制发《行政许可不予受理通知书》，说明理由，同时告知申请人救济途径。
市司法局应当仔细核对申请人提交的复印件材料的原件，核对无误的，应当在复印件上签署“与原件核对无误”的意见，并由经办人签字或者加盖印章。
第十条 市司法局应当自决定受理之日起二十日内完成对申请材料的审查。
在审查过程中，市司法局可以征求申请执业地的县级司法局的意见，征求意见的材料应当附在申报材料中。对于需要调查核实申请材料的有关情况的，可以要求申请人提供有关的证明材料，也可以指派二名以上持有行政执法证的工作人员或者委托县级司法局进行核查，核查的情况应当形成书面材料附在申报材料中。
经审查，应当对申请人是否符合法定条件、提交的材料是否真实齐全出具审查意见，并将审查意见和全部申请材料报送省司法厅。
第十一条 省司法厅应当自收到市司法局报送的审查意见和全部申请材料之日起十日内予以审核，作出是否准予执业的决定。
准予执业的，向申请人制发《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并自决定之日起十日内向申请人颁发律师执业证书。
不准予执业的，向申请人制发《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书》，并在决定书中说明理由，告知申请人救济途径。
第十二条 申请人在浙江省以外取得法律职业资格证书或者律师资格证，应当先向省司法厅申请调取其法律职业资格或者律师资格档案，并提交下列材料：
（一）《调档申请书》；
（二）法律职业资格证书（或者律师资格证）；
（三）《申请律师执业人员实习证》。
申请人在浙江省以外已经取得律师执业证书的，还应当向省司法厅申请调取其律师执业档案。
律师事务所派驻浙江省分所的律师申请执业，不需要申请调档。
第十三条 省司法厅在收到申请人调档申请材料后应当及时向有关省（区、市）司法厅（局）发函，调取申请人的资格档案和执业档案，并在收到申请人的档案后及时告知申请人。
申请人接到省司法厅档案到达通知后，可以按照本规程的规定，向所在地市司法局提交执业申请材料。
申请人申请调档期限不计算在行政许可审核办理期限内。
第十四条 申请特许律师执业所需的条件、应当提交的材料以及受理、考核、批准的程序等，依照国务院有关条例的规定办理。
第十五条 律师变更执业机构，应当向拟变更的执业机构所在地的市司法局提出申请，并提交下列材料：
（一）《律师变更执业机构申请表》；
（二）身份证，持本市行政辖区以外身份证的，还需提交暂住证；
（三）申请人与拟转入的律师事务所的聘用合同；
（四）党员律师组织关系已接转的证明；
（五）《律师执业证》；
（六）二寸近期免冠彩色证件照一张。
第十六条 申请人变更执业机构，应当与原律师事务所办理终止或解除合同手续，并办结业务、档案、财务等交接手续。
律师事务所负责人、合伙人或者派驻分所律师申请变更执业机构的，应当先办结负责人、合伙人或者派驻分所律师变更或者备案手续。
第十七条 市司法局应当对变更申请和提交的材料出具审查意见，并连同全部申请材料报送省司法厅审核。
省司法厅经过审核，对准予变更的，向申请人制发《准予变更行政许可决定书》，并为申请人换发律师执业证书；对不准予变更的，向申请人制发《不予变更行政许可决定书》，说明理由，并告知申请人救济途径。
有关审查、核准、换证的程序和期限，按照申请律师执业的程序和要求办理。
第十八条 申请人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应当将原律师执业证书上交原发证机关，按照新申请律师执业的程序和要求办理：
（一）申请人从浙江省以外的省（区、市）律师事务所转到浙江省内律师事务所执业的；
（二）申请人由兼职律师转为专职律师，或者由专职律师转为兼职律师的；
（三）公职律师、公司律师、法律援助律师转为专职律师或者兼职律师的。
第十九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申请人不得申请变更执业机构：
（一）受到停止执业处罚期间；
（二）所在的律师事务所受到停业整顿处罚期限未满的，该所负责人、合伙人和对律师事务所受到停业整顿处罚负有直接责任的律师不得申请变更执业机构；
（三）律师事务所应当终止的，在完成清算、办理注销前，该所负责人、合伙人和对律师事务所被吊销执业许可证负有直接责任的律师不得申请变更执业机构。
第二十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省司法厅撤销原准予执业的行政许可决定：
（一）申请人以欺诈、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准予执业决定的；
（二）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执业的；
（三）违反法定程序作出准予执业决定的；
（四）依法可以撤销行政许可的其他情形。
第二十一条 律师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所在地的县级司法局应当收回其律师执业证，并逐级上交省司法厅注销：
（一）依法被吊销律师执业证书的；
（二）准予执业的行政许可决定被撤销的；
（三）有效期届满未延续的；
（四）本人不再从事律师执业，申请注销的；
（五）所在的律师事务所解除聘用合同或者聘用期届满不再续聘，在六个月内未被其他律师事务所聘用的；
（六）所在的律师事务所被注销，在六个月内未被其他律师事务所聘用的；
（七）本人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的；
（八）其他应当注销的情形。
因前款第（三）、（四）、（五）、（六）、（八）项规定情形被注销律师执业证书的人员，重新申请律师执业的，按照新申请律师执业规定的程序和要求办理。
第二十二条 申请注销律师执业证书，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注销申请书；
（二）律师事务所终止聘用合同或者聘用期届满不再续聘协议；
（三）《律师执业证》。
律师应当交回但拒不交回执业证的，省司法厅予以公告注销。
第二十三条 律师受到停止执业处罚或者律师事务所受到停业整顿处罚的，由所在地县级司法局缴存其《律师执业证》，处罚期满时发还。
第二十四条 律师应当依法使用和妥善保管律师执业证书，不得伪造、变造、涂改、出租、出借、抵押、转让和故意损毁。
律师执业证书遗失的，应当在报刊上声明作废。
第二十五条 律师执业证书遗失或者因损毁影响正常使用的，应当及时报告执业机构所在地的司法局，并提交下列材料，逐级报省司法厅申请补发或者换发：
（一）《补发（换发）律师执业证书申请表》；
（二）律师执业证书因损毁申请换发的，提交破损的《律师执业证》；
（三）二寸近期免冠彩色证件照一张；
（四）律师执业证书遗失的，还应提交刊登遗失声明的报刊。
律师执业证书记载事项发生变更，无法在执业证书上进行变更备案的；或者执业证书有关事项填写已满，无法继续记载的，经所在地市司法局审查后，报省司法厅换发律师执业证书。
第二十六条 律师执业申请以及变更、注销申请实行网上申报，申请人在提交书面申请材料的同时进行网上申请。具体按照省司法厅《关于律师和司法鉴定行政许可实行网上申报的通知》（浙司办〔2007〕20号）要求办理。
补发或者换发律师执业证不需要网上申请。
第二十七条 申请人的申请材料一式两份。
省司法厅和市司法局分别建立律师执业档案，对申请人的执业申请和变更申请等材料装订成册，及时整理归档。
第二十八条 申请法律援助、公职律师、公司律师执业证书，分别按照法律援助律师执业和公职律师、公司律师试点规定办理。
第二十九条 本规程自2009年1月1日起执行。此前省司法厅制定的有关规范性文件与本规程相抵触的，以本规程为准。
浙江省律师事务所执业行政许可操作规程
第一条 为依法规范律师事务所执业行政许可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和司法部《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等规定，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规程。
第二条 申请设立律师事务所，必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和《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规定的条件，并遵循机构规划和布局的要求，优化律师事务所机构布局设置。
第三条 设立普通合伙、特殊普通合伙和个人律师事务所，应当具有《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规定的资产数额。
第四条 设立律师事务所应当制定律师事务所章程。合伙律师事务所还应当制定合伙协议。具体内容应符合《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的规定。
第五条 申请设立律师事务所，应当先向所在地的设区的市级司法局（以下简称市司法局）申请名称核定，提交名称核定申请书和5个以上的备选名称等材料，逐级上报至司法部进行名称检索核定。
申请的名称应当符合司法部有关律师事务所名称管理的规定。
律师事务所名称核定后，由省司法厅下发《律师事务所名称核定通知书》。申请人依据核定的名称办理设立申请手续。
第六条 申请人设立律师事务所应当向所在地的市司法局提出申请，并提交下列材料：
（一）律师事务所设立申请书；
（二）律师事务所名称核定通知书；
（三）《律师事务所设立申请登记表》；
（四）律师事务所章程；
（五）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证明；
（六）房屋产权证明、房屋租赁合同等办公场所使用证明；
（七）设立人的下列个人身份等证明材料：
1．身份证，持本市行政区域以外的身份证的，还需提交暂住证；
2．简历；
3．《律师执业证》；
4．原执业的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同意其离所，并办结业务、档案、财务等交接手续的证明；
5．保证专职从事律师执业、符合设立人条件以及提供的材料真实合法的承诺和声明；
6．兼职律师、法律援助律师、公职律师、公司律师辞职后申请设立律师事务所的，应当提交辞职证明文件和档案存放在人才交流中心或者就业管理处的证明；
（八）其他需要提交的材料。
设立合伙律师事务所，还应当提交合伙协议；发起人会议推选负责人的决议。
设立国家出资的律师事务所，还应当提交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人事编制、财政等有关部门出具的核拨编制、提供经费保障的批件；所在地县级司法局同意推选的律师事务所负责人的材料。
第七条 设立国家出资的律师事务所由当地县级司法局筹建。
除衢州、丽水、舟山等经济欠发达、交通不便的山区、海岛以外，原则上不设立国家出资的律师事务所。
第八条 律师事务所应当有独立的住所，并符合律师事务所规范化建设的要求。律师个人住所应当与律师事务所住所相分离。
个人住宅原则上不得作为律师事务所的住所。因服务基层群众需要，确需将个人住宅作为律师事务所住所的，除遵守法律、法规以及管理规约外，应当经有利害关系的业主以及该小区物业管理机构的同意。
有利害关系的业主以及该小区物业管理机构的同意证明应当作为律师事务所设立或者住所变更的申报材料提交司法行政机关。
第九条 原律师事务所负责人、合伙人、派驻分所律师申请设立律师事务所的，应当先办理负责人、合伙人、派驻分所律师变更或者备案手续。
第十条 申请人应当提交申请材料的原件。身份证、暂住证、律师执业证等，可以提供复印件，但应当将原件提交受理机关审验。
第十一条 市司法局应当认真、全面地审查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根据下列情况分别作出处理：
（一）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受理，并向申请人制发《行政许可受理通知书》；
（二）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制发《行政许可补正材料通知书》，当场或者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五日内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逾期不告知的，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申请人按要求补正的，予以受理，向申请人制发《行政许可受理通知书》。
（三）申请事项明显不符合法定条件或者申请人拒绝补正、无法补正有关材料的，不予受理，并向申请人制发《行政许可不予受理通知书》，说明理由，同时告知申请人救济途径。
市司法局应当仔细核对申请人提交的复印件材料的原件，核对无误的，应当在复印件上签署“与原件核对无误”的意见，并由经办人签字或者加盖印章。
第十二条 市司法局应当自决定受理之日起二十日内完成对申请材料的审查。
在审查过程中，市司法局可以征求申请执业地的县级司法局的意见，征求意见的材料应当附在申报材料中。对于需要调查核实申请材料的有关情况的，可以要求申请人提供有关的证明材料，也可以指派二名以上持有行政执法证的工作人员或者委托县级司法局进行核查，核查的情况应当形成书面材料附在申报材料中。
经审查，应当对申请人是否符合法定条件、提交的材料是否真实齐全出具审查意见，并将审查意见和全部申请材料报送省司法厅。
第十三条 省司法厅自收到市司法局报送的审查意见和全部申请材料之日起十日内予以审核，作出是否准予设立的决定。
准予设立的，向申请人制发《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并自决定之日起十日内向申请人颁发《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
不准予设立的，向申请人制发《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书》，说明理由并告知申请人救济途径。
第十四条 浙江省以外的律师事务所的执业律师，到浙江省申请设立律师事务所的，应当先向省司法厅申请调取其法律职业资格或者律师资格档案和律师执业档案，并提交下列材料：
（一）《调档申请书》；
（二）法律职业资格证书（律师资格证）。
第十五条 省司法厅在收到申请人调档申请材料后应当及时向有关省（区、市）司法厅（局）发函，调取申请人的资格档案和执业档案；并在收到申请人的有关档案后及时告知申请人。
申请人接到省司法厅档案到达通知后，可以按照本规程等规定，向所在地的市司法局提交设立律师事务所申请材料。
申请人申请调档期限不计算在行政许可审核办理期限内。
第十六条 律师事务所设立申请人应当在领取执业许可证后的六十日内，按照有关规定刻制印章、开立银行账户、办理税务登记，完成律师事务所开业的各项准备工作，并将刻制的律师事务所公章、财务章印模和开立的银行账户报所在地市司法局备案。
第十七条 律师事务所变更名称、负责人、章程、合伙协议、住所、合伙人等，除遵守法律、法规、规章和有关规范性文件规定外，还应当符合本律师事务所章程、合伙协议的约定。
第十八条 律师事务所变更名称、负责人、章程、合伙协议的，应当自变更之日起十五日内，经所在地市司法局审查后报省司法厅核准。
省司法厅经过审核，对准予变更的，向申请人制发《准予变更行政许可决定书》；对不准予变更的，向申请人制发《不予变更行政许可决定书》，说明理由并告知申请人救济途径。
审查、核准的程序和期限，按照律师事务所设立申请的程序和要求办理。
第十九条 律师事务所变更名称应当按照本规程第五条规定，进行名称检索核定后，提交下列申请材料：
（一）名称检索核定通知书；
（二）《律师事务所名称变更申请表》；
（三）合伙人会议变更名称的决议或者国资所全体律师会议决议；
（四）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正、副本。
第二十条 律师事务所变更负责人应当提交下列申请材料：
（一）《律师事务所负责人变更申请表》；
（二）合伙人会议变更负责人的决议或者国资所全体律师会议决议；
（三）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副本。
律师事务所的负责人应当是本所合伙人。
个人律师事务所的设立人为律师事务所负责人，不得变更。
第二十一条 律师事务所变更章程应当提交下列申请材料：
（一）《律师事务所章程变更申请表》；
（二）合伙人会议变更章程的决议或者国资所全体律师会议决议；
（三）变更后的律师事务所章程。
第二十二条 律师事务所变更合伙协议应当提交下列申请材料：
（一）《律师事务所合伙协议变更申请表》；
（二）合伙人会议变更合伙协议的决议；
（三）变更后的合伙协议。
第二十三条 律师事务所变更组织形式的，按照章程变更程序办理。
律师事务所变更组织形式的，应当在自行依法处理好业务衔接、人员安排、资产处置、债务承担等事务并对章程、合伙协议作出相应修改后，申请变更。
第二十四条 律师事务所变更组织形式，除提交本规程第二十条规定的材料外，还应当提交下列申请材料：
（一）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
（二）出资情况发生变化的，提供由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证明；
（三）普通合伙变更为特殊普通合伙的，或者特殊普通合伙变更为普通合伙的，或者合伙变更为个人律师事务所的，提供合伙人会议对变更前律师事务所资产、债权债务等处置决议，变更后合伙人或者个人律师事务所设立人承继变更前律师事务所可能产生的债务风险的承诺；国家出资律师事务所变更为合伙或者个人律师事务所的，提供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对律师事务所资产处置意见，县司法局有关人员安置决定等材料；
（四）合伙协议，变更为个人律师事务所的除外；
（五）合伙人或者个人律师事务所设立人名单和简历；
（六）其他需要提交的材料。
第二十五条 律师事务所变更住所、合伙人的，应当自变更之日起十五日内，经所在地市司法局报省司法厅备案。
第二十六条 律师事务所变更住所备案需要提交下列材料：
（一）《律师事务所住所变更备案呈报表》；
（二）合伙人会议变更住所决议或者国资所全体律师会议决议；
（三）变更后的住所证明；
（四）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副本。
第二十七条 律师事务所跨县（市、区）变更住所的，在办理备案手续后，由其所在地的市司法局将有关变更情况通知律师事务所迁入地的县（市、区）司法局。
律师事务所拟将住所迁移至其他省（区、市）的，应当按注销原律师事务所，设立新的律师事务所的程序办理。
第二十八条 律师事务所变更合伙人备案根据不同情形提交材料。
（一）加入合伙人的，需提交：
1．《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加入）变更备案呈报表》；
2．合伙人会议同意加入合伙人的决议；
3．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副本。
新加入合伙人应当从专职执业的律师中产生。兼职律师、法律援助律师、公职律师、公司律师辞职后申请加入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的，还应当提交辞职证明文件、档案存放在人才交流中心或者就业管理处的证明、党员组织关系接转证明等材料。
（二）退出合伙人的，需提交：
1．《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退出）变更备案呈报表》；
2．合伙人会议同意退出合伙人的决议；
3．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副本。
第二十九条 新加入的合伙人应当具有三年以上律师执业经历。受到六个月以上停止执业处罚的律师，处罚期满未逾三年的，不得担任合伙人。
已担任合伙人的律师受到六个月以上停止执业处罚的，所在的律师事务所应当办理退伙手续。
第三十条 律师事务所因合伙人变更需要修改章程或者合伙协议的，修改后的章程或者合伙协议应当按照本规程的规定报省司法厅办理变更手续。
第三十一条 成立三年以上并具有二十名以上执业律师的合伙律师事务所，可以设立分所。具体按照《律师事务所分所管理办法》执行。
第三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省司法厅撤销原准予设立的行政许可决定，收回并注销《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
（一）申请人以欺诈、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准予设立决定的；
（二）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准予设立的；
（三）违反法定程序作出准予设立决定的；
（四）依法可以撤销行政许可的其他情形。
第三十三条 律师事务所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终止：
（一）不能保持法定设立条件，经限期整改仍不符合条件的；
（二）执业许可证书被依法吊销的；
（三）自行决定解散的；
（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终止的其他情形。
律师事务所在取得设立许可后，六个月内未开业或者无正当理由停止业务活动满一年的，视为自行停办，应当终止。
律师事务所在受到停业整顿处罚期限未满前，不得自行决定解散。
律师事务所不能保持法定设立条件的整改期限，原则上不超过三个月。
第三十四条 律师事务所发生终止情形的，应当在报纸或者司法行政门户网站上向社会公告，并依照有关规定进行清算，依法处置资产分割、债务清偿等事务。因被吊销执业许可证而终止的，由省司法厅向社会公告。
律师事务所自终止事由发生后，不得受理新的业务。
第三十五条 律师事务所应当在清算结束后十五日内向所在地市司法局申请办理注销手续。市司法局出具审查意见后，连同全部注销申请材料报省厅审核，办理注销手续。
第三十六条 申请律师事务所注销需要提交以下申请材料：
（一）《律师事务所注销申请表》；
（二）清算报告；
（三）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
（四）公告证明；
（五）税务登记注销证明；
（六）银行帐户注销证明；
（七）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正、副本；
（八）律师事务所公章、财务专用章；
（九）律师执业证；
（十）其他需要提交的材料。
因与其他律师事务所合并注销原律师事务所的，还应提交有关律师事务所同意吸收合并的决定。
第三十七条 律师事务所被注销的，应当将有关业务档案、财务帐簿整理完毕，移交所在地县级司法局。所在地县级司法局将业务档案、财务档案移送到当地档案存放部门的，有关保管费用应由律师事务所承担，律师事务所在清算时应当留出有关档案整理保管费用。
律师事务所因合并而注销的，有关业务档案、财务帐簿等由合并后的律师事务所承继。
第三十八条 律师事务所应当妥善保管、依法使用本所执业许可证，不得变造、出借、出租。
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遗失的，应当在报刊上声明作废。
第三十九条 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遗失或者损毁的，应当及时报告所在地县级司法局，并向市司法局提交下列材料，上报省司法厅申请补发或者换发：
（一）《补发（换发）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申请表》；
（二）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因损毁申请换发的，提交破损的《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遗失的，提交刊登遗失声明的报刊。
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记载事项发生变更，无法在许可证上进行变更登记、备案的；或者许可证有关事项填写已满，无法继续记载的，经所在地市司法局审查后，报省司法厅换发执业许可证。
第四十条 律师事务所设立申请以及变更、注销申请实行网上申报，申请人在提交书面申请材料的同时进行网上申请。具体按照省司法厅《关于律师和司法鉴定行政许可实行网上申报的通知》（浙司办〔2007〕20号）要求办理。
变更备案不需要网上申请。
第四十一条 申请人的申请材料一式两份。
省司法厅和市司法局分别建立律师事务所执业档案，将设立申请、变更申请和变更备案等材料装订成册，及时整理归档。
第四十二条 本规程自2009年1月1日起执行。此前省司法厅制定的有关规范性文件与本规程相抵触的，以本规程为准。
论经济法是社会本位之法
——文献综述与评说
许光耀；王 巍
摘 要：经济法是社会本位之法，以维护社会利益为基准，属于社会法。首先，可以从西方法律思想的视角认知法的社会本位理念；其次，可以从法律理性的视角审视经济法的社会本位特征；再次，可以从毗邻学科的视角探索经济法的社会本位内涵。社会本位是经济法的根本性质，也是经济法区别于传统的民商法和行政法的根本标志。经济法只有坚持社会本位的价值理念，才能完成时代赋予它的历史使命。
关键词：经济法；社会本位
“本位”是一种工具性的分析方法，或者称之为研究范式。就其核心内涵而言，无非是指“中心”，当然还包括基本观念、基本目的、基本作用和基本任务等派生性内涵。人们常说权利本位或义务本位，意即以权利或义务为中心，以权利或义务为基本观念、基本目的、基本作用和基本任务，构筑法规范体系。以主体价值的选择为标准，法大致可以分为三种本位——国家本位、个人本位和社会本位。国家利用法实现其政治统治，建立和维护有利于统治阶级利益的秩序，这种以“国家中心”为价值取向的法就是“国家本位”的；主张个人至上，个人利益神圣不可侵犯，认为法是为了维护和促进个体自由的秩序，这种以“个人中心”为价值取向的法就是“个人本位”的；追求社会公共和总体利益的最大化，注重社会整体发展的均衡，保障社会整体效率的提升，这种以“社会中心”为价值取向的法就是“社会本位”的。社会本位假定人作为社会成员彼此之间是联系（连带）的，因而强调，法应当以维护社会利益为基点。经济法是社会化的产物，是适应经济和市场社会化的迫切要求，为解决社会化引起的矛盾和冲突应运而生的。它是社会价值的体现，重在维护社会经济总体结构和运行的秩序、效率、公平、正义，侧重于从社会整体角度来协调和处理个体与社会的关系，并超越统治阶级的“国家利益”，而关注真正的社会利益，其固有的基本价值取向是社会本位。
一、从西方法律思想的视角认知法的社会本位理念
1755年，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摩莱里（Morelly）在《自然法典》的第四篇“合乎自然意图的法制蓝本”中列出了“分配法或经济法”的十二条内容。1843年，另一位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泰奥多尔·德萨米又在《公有法典》的第三章，以“分配法和经济法”为标题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思想。尽管空想社会主义是在“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下，产生的一种不成熟的理论”，但是，“在空想社会主义的法律思想里，甚至包涵了极为丰富的经济法律观点”。我们认为，摩莱里和德萨米的“经济法”理想里已经闪现出“社会本位”的火花。例如，摩莱里的“分配法或经济法”第十条：“每个城市、每个省份的剩余物品运往缺乏这类物品的地区，或者储存起来以备将来需要。”德萨米在“分配法和经济法”中指出：“每个公社至少每年一次将其全部收获、工艺产品等的报表送交中央产业管理局。”前者显示了物资调剂和物资储备的思想，后者则透露出产业管理和宏观调控的思想。总之，《自然法典》和《公有法典》都隐约地表现出对社会经济进行平衡协调和对社会利益给予统筹兼顾的“社会本位”理念。摩莱里和德萨米对经济法实是冥会暗通，在很大程度上把握了经济法的本质。
1865年，法国著名经济学家和政治家蒲鲁东（P.J.Proudhon）在其著作《论工人阶级的政治能力》中提出，法律应当通过普遍和解来解决社会生活矛盾，为此需要改组社会，由“经济法”来构成新社会组织的基础。因为公法会造成政府过多地限制经济自由，私法则无法影响经济活动的整个结构，必须将社会组织建立在“作为政治法和民法之补充和必然结果的经济法”之上。在此蒲鲁东精辟地论证了“经济法”是社会本位的法，即“经济法”是和解社会矛盾的产物，是改组社会组织的基准，是为克服公法（政治法）和私法（民法）的缺陷应运而生的。可见，一百多年前蒲鲁东就对经济法的性质作出了精准的定位，这种极富前瞻性的预见确实难能可贵。
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功利主义的创始人、分析法学的先驱边沁（Jeremy Bentham）认为，政府的职责就是通过避苦求乐来增进社会的幸福，“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乃是判断是非的标准。”这是一种抽象的、宽泛的“社会本位”思想，模糊地把政府职责与社会幸福联系在了一起。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以来，社会法学兴起，他们强调社会、社会连带（合作）、社会整体利益；在权利和义务的关系上，相当一部分法学家强调义务，倾向于社会本位。社会法学的出现是20世纪西方法学领域最重大的事件和最突出的成就。其中，利益法学提出，必须把法律规范看成是价值判断，亦即“这样一种看法：相互冲突的社会群体中的一方利益应当优先于另一方利益，或者该冲突双方的利益都应当服从第三方的利益或整个社会的利益。”这是从利益冲突的角度反映出“社会本位”的法律价值理念。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已经触及到了“社会本位”的精髓——社会整体利益优先。社会连带主义法学的创始人莱翁·狄骥（Leon Duguit）认为，国家没有主权，而只有实现社会连带关系的义务；个人也没有权利，而只有服从社会连带关系的义务。这是从国家、个人和社会的关系来认识“社会本位”的，其重要意义在于把社会置于国家和个人之上，提出基于社会连带关系的社会最高准则——“客观法”，高于由国家制定的“实在法”，“实在法”的作用在于表示或实施“客观法”，而且必须服从“客观法”。
美国社会学法学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人物罗斯科·庞德（Roscoe Pound）以“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或者说社会控制论作为其法律思想的核心内容，把利益分为三类：个人利益（包括在个人生活中并从个人的角度提出的主张、要求或愿望）、公共利益（包括在政治生活中并从政治生活的角度所提出的主张、要求和愿望）和社会利益（存在于社会生活中并为了维护社会的正常秩序和活动而提出的主张、要求和愿望）。他强调，在三类利益中社会利益是最重要的利益，并指出对利益进行分类是为了有效的利用法律保护社会利益，首先利用法律确认社会利益的范围，可称之为立法保护；然后再寻找保护的方法，可视为司法保护。同时，他为了说明法律的目的和作用，把法律的发展划分为五个阶段——原始法阶段、严格法阶段、衡平法和自然法阶段、法律的成熟阶段、法律的社会化阶段，并指出从19世纪末以来，法律从抽象的平等过渡到根据个人负担能力而调整负担，法律的重点从个人利益转向社会利益，法律的目的是以最少的阻碍和浪费尽可能地满足人们的要求。另外，他还在1959年出版的《法理学》一书中补充了第六个阶段——世界法阶段，即“一个世界范围的法律秩序”（一种新的万民法，旨在发展人类的合作本性，控制侵略本性）。也许，这种“世界法”的性质就是“社会本位”的必然趋势——“人类本位”吧。庞德的社会法学思想是“社会本位”法律理念发展的里程碑，这既符合了“法社会化的时代潮流”，又极大地推动了社会法的理论和实践。他创立的社会学法学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几乎成为了美国法庭上的官方学说，时至今日，仍然是在美国占支配地位的法学流派之一。
美国法律哲学家埃德加·博登海默(Edgar Bodenheimer)指出，法律试图通过把秩序与规则性引入私人交往和政府机构运作之中的方式，在两种社会生活的极端形式（无政府状态与专制政体）之间维持一种折衷或平衡。似乎也没有一个社会能够消除公共利益的理念，因为它植根于人性的共有成分之中。正义提出了这样一个要求，即赋予人的自由、平等和安全应当在最大程度上与共同福利相一致。我们应当坚持认为，社会取向如果要在裁判法律问题方面起到一种适当尺度的作用，就应当是一种强有力的和占支配地位的趋势。博登海默从秩序和正义的高度，把社会正义视为对个人自由的限制，把社会整体利益作为一种追求平等与自由的均衡，并且预见到“社会正义观的改进和变化，常常是法律改革的先兆”。现代经济法不正是法律基于社会正义的改进和变化而进行改革的产物吗？目的法学派的创始人耶林也认为，法律的目的就是社会利益，社会利益是法律的创造者，是法律的唯一根源，所有的法律都是为了社会利益的目的而产生。而美国20世纪初期现实主义法学家卡多佐则认为，法律的最终起因是社会福利。总而言之，他们的法律思想都极大地丰富了社会本位的理念，既影响了西方法律思想的走势，也为现代经济法的产生和发展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二、从法律理性的视角审视经济法的社会本位特征
如果说国外“以社会法学派为代表的法哲学群体以‘社会化’为基调对法律进行了新的观察和理解，突破了近代社会传统的法观念的局限，扩展了法律理论和实践的范围，为现代经济法的产生提供了必须的新的法观念。”那么如今国内法学界则对经济法的社会本位特征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并初步达成共识。
法理学家认为：“公法与私法的相互渗透，不仅造成了公法与私法的复合领域，而且开拓了既非公法又非私法的新领域。例如，经济法即是民法与行政法相结合的产物。按照传统的法律观点，现代经济法既不归属于公法，也不归属于私法。事实上，经济法既不以国家利益为本位，也不以个人或者个体利益为本位，而是以社会公共利益为本位，即社会福利本位。法的这种变化是与市场经济的发展趋势相适应的。因为无论是传统的公法或是传统的私法都已经无法达到调整社会关系的目的。私法的作用已经无法满足控制垄断和不正当竞争的要求，而公法的过多运用则会影响市场竞争主体的自由和平等，只有将两者的特殊作用结合在一起产生一种新的法律部门，才能适应市场经济和现代社会日益发展的需要。现代法律是‘交往’的，权利义务的配置来源于参加者的‘交往’。随着社会公共关系的发展，社会公共利益作为一种独立的利益形式也就日益突出，成为人们共同关注的问题。”这段话精辟地阐释了经济法的“社会本位”性质。沈宗灵教授认为，“在我国体现公私法混合性质的法律主要是通称为经济法这一部门法、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环境法等”。张文显教授认为，劳工法、社会保障法、环境保护法、公共交通法、经济法等社会立法不断制定出来，“法律的社会化”（socialization of law）成为时代的潮流。毫无疑问，法律是社会的调整器，法律要有效地调整社会必须适应时代精神和社会要求。当公私法建构的社会基础业已发生巨大变革，而我们依然抱残守阙，固守公私法的二分法标准，不能正视公私法融合的发展态势，显然是无法对现实作出合理解释的。
目前，国内经济法学界对经济法本位的认识有所不同。漆多俊教授认为，“经济法适应生产社会化要求而产生。它是关于国家调节社会经济之法，以社会为本位。”李昌麒教授认为，“经济法所强调的，应当是国家对全局经济生活的干预，因此，它体现的是社会本位。”潘静成和刘文华二位教授认为，“经济法迫于社会化要求，为调和个别主体或私人间的利害冲突，使社会不至毁于一旦而产生，由此决定了其社会本位特性。”王保树教授认为，“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以社会公共性为根本特征的经济管理关系，即政府以全社会的名义对经济进行适度干预时所发生的社会关系。”周林彬教授认为：“经济法主要调整政府、企业和个人之间有关社会公共利益的社会关系。”、“经济法的目标是解决个体营利性与社会公益性的矛盾，兼顾效率与公平，促进经济的稳定增长和社会良性发展。”史际春教授认为，“现代经济法为消除无度追求私人利益所生流弊，以组织协调、平衡发展、公有精神之追求为己任，平衡协调原则作为经济法之社会本位的体现和基本要求，无论在宏观抑或微观领域的调整中均发挥着基本指导准则的作用。”刘瑞复教授认为，“国家获得了‘共同的即社会的机能’。在形式上，国家的‘社会机能’与‘阶级机能’分离了。随着经济垄断化的发展，要求立法反映‘社会公共利益’、‘社会福利’、‘社会经济的健全稳定的发展’、‘社会责任’、‘社会经济秩序’等，并将其强制地规范化。”杨紫?@教授认为，“经济法作为国家协调本国经济运行之法，以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为主。”刘隆亨教授认为，“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处理‘利’的原则是兼顾国家、集体和劳动者个人三者的利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质和社会主义物质利益规律的反映，是社会主义国家制定经济工作方针政策的一个基本出发点，也是经济法的一个基本原则。”但是，比较多的经济法学家认为经济法属于社会法，即以社会为本位的法。虽然也有一些学者仍旧认为经济法属于公法，但他们并不否认经济法主要是维护和保障社会的共同利益，这实质上是受到了传统公私法划分的思维定式的影响，同时也是我国经济管理和调控“行政化”在经济法领域的缩影。毕竟我国的市场经济才起步不久，许多经济现象被打上了“转轨”的烙印，我们不能苛求学者们在这样一个不成熟的经济环境下创造出一套成熟的经济法理论。
《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经济法典》（1964年）第二十五条规定：“对法律行为的条件的解释，必须始终符合国民经济发展中整个社会的利益，符合社会主义组织共同协作的要求”。《魏玛宪法》强调“经济生活”的社会成分，处于这一宪法传统之上的《德国基本法》第20条第1款和第28条第1款都规定，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是一个社会联邦国家。依据这一“社会国家原则”，德国的经济行政只能为公共利益、共和国利益服务，必须将其行为放到谋取共同富裕、共同幸福上。日本的金泽良雄认为，“经济法为满足经济性——社会协调性的要求，不仅采取公法的规制，同时也采用了私法方面的规制。从这种意义上说，经济法正是跨于公法、私法两个领域，并也产生着这两者相互牵连以至相互交错的现象。”丹宗昭信、厚谷襄儿认为：国家“必须用具有社会属性的具体的人的集团（劳动者、中小企业、消费者等）来代替现代私法上抽象的‘人’，以这种具体的人作为法律主体，构成保护这些法律主体的实在法”、“这些法律在修正私法这一点上与私法不同，并且和传统公法（即国家对私人）的两面构造也不同，在采取了公私法混合形态这一点上，也不属于公法，可以说形成了第三个法律领域。当今这种法律领域被称之为社会法。”另外，丹宗昭信和伊从宽在其最新著作《经济法总论》中详细地论述了“经济法的社会法的性格”。德国的拉德布鲁赫、法国的阿莱克西·雅克曼等人，则以实在法严格划分法律部门为背景，借助于公法与私法划分的理论，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演变入手，指出传统私法的不足以及经济法产生及存在的合理性，认为从市民法到经济法，是法律随时代变迁而变迁的历史轨迹；经济法为现代法，是对传统民商法的补充与修正；传统私法的不足及社会化，是经济法的法文化基础；民商法以个人为本位，经济法以社会为本位。的确，民商法是以“经济人”亦称“理性人”为基本假设的。利己性和有限理性是“经济人”行为的两个基本特征，其中利己性是“经济人”的灵魂。“经济人”的人性缺陷不可避免地导致市场经济产生种种市场失灵，因此国家愈来愈多地利用手中的权力调整经济，以弥补市场作用之不足。这正是经济法产生的初衷，也从一个方面说明了经济法存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面对日益加快的社会化进程，传统法律部门民法和行政法也在力求适应并作出变革，但由于它们固有的属性使它们并不能完全做到。民法是个人本位、私权本位、自我救济和意思自治的法；行政法是调整公共行政管理关系、以政府为本位、实现国家利益和规范公共行政管理行为的法。民法所信奉的“个体权利本位”思想常常孤立地片面强调社会个体的意志和权利，而忽视甚至对抗社会整体的意志和利益；往往片面强调社会个体的权利和自由，而忽视其为国家、社会所承担的义务和责任，将权利与义务割裂开来。所以，民法无法对整个社会经济生活进行全面、综合、系统的调整。行政法所信奉的“行政权力本位”就是以国家行政机关的意志为主导，并通过行政管理体制和上下隶属关系，形成的命令与服从为特征的调节机制。这在行政领域是绝对必须确立和实行的，在经济领域也是不可或缺的，但完全用它作指导调节社会经济，则常常会造成违背经济规律，影响市场经济的良性运行、协调发展等不良后果。因此，行政法也无法达到保障社会经济协调、稳定、发展的目的。
总之，随着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相互渗透，某些私人利益受到普遍的公共利益的限制而形成社会利益。私法与公法的相互交错，出现了作为第三法域的中间领域、兼具私法和公法因素的社会法。经济法以社会为本位，立足于整体利益，促进社会经济稳定协调发展。它以维护社会整体利益为根本使命，体现了对我们共同生活的社会的终极关怀。在经济法的眼中，公权力的行使只有有利于社会整体利益，才是必要的、可行的；私权利的行使，只有不违背社会公共利益，才是自由的。传统私法所标榜的所有权神圣、契约自由，在经济法面前得到了修正，竞争法对垄断契约的禁止是典型例证；传统公法中至高无上的国家权力，在经济法看来，仅仅是服务社会的工具而已。可以说，经济法在某种程度上使传统的公法和私法达到了一种均衡。
另外，也有人提出民法向社会本位发展的观点，例如有学者认为，19世纪中期以后，出现了各种严重的社会问题，民法思想为之一变，由极端尊重个人自由变为重视社会公共福利，并对三大原则有所修正，于是形成社会本位的立法思想。观之将来民法之趋向，惟有在个人与社会之间，谋求其调和。由法律制度之进化过程观之，民法系由义务本位进入权利本位，最后进入社会本位。我国制定民法典应体现权利本位与社会本位相结合，以权利本位为主，社会本位为辅的立法思想。但是，民商法朝社会本位所做出的一切努力，最终也只能保证个体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时不得损害他人利益。它向社会本位的迈进是有一定限度的——对个体私利的关怀并不必然意味着社会公益的成就；对社会公益的消极尊重也不能替代积极推进。所谓民商法的社会本位，仅仅是对意思表示的外部限制，外在强行性规范的增加以及形式主义的发展。
就我国现有的法律而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条明确规定：“为了保障公民、法人的合法的民事权益，……，制定本法。”这表明民法以个体为本位，首先保护的是私权利。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条也规定：“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但是，这说明民法对社会利益的保障是位居其次的，因为个体利益的实现仅以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为要件，而并未促成社会公共利益的增加。与此相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一条规定：“为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制定本法。”该法第五条第1款规定：“国家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第六条第1款规定：“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另外，《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一条规定：“为了加强对产品质量的监督管理，明确产品质量责任，保护用户、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制定本法。”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一条规定：“为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鼓励和保护公平竞争，制止不正当竞争行为，保护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制定本法。”该法第三条第1款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制止不正当竞争行为，为公平竞争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第四条第1款规定：“国家鼓励、支持和保护一切组织和个人对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社会监督。”上述三部法律充分说明：首先，经济法以保护社会整体的利益为首要价值目标；其次，国家（政府）以保障社会整体利益为职责；再次，全社会拥有保证前述目标和职责顺利实现的权利。由此可见，经济法的社会本位观开始成为我国经济立法和司法的基调，尽管这种价值取向无法在我国的经济基本法中得到凸显，但是我们从当前正在起草的《反垄断法》的定位以及社会各界对“王海打假”的反映等各个方面已经看到了这种不可逆转的趋势。
三、从毗邻学科的视角探索经济法的社会本位内涵
经济法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个时代的特定社会背景是：受近代启蒙哲学和古典经济学深刻影响的近代法律体系在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已经暴露出严重的局限性。崇尚个人自由的法哲学思想和自由放任的经济学理论是近代民主政治和法律体系的两大理论支柱。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经济法的产生正是对传统法哲学和经济学以及建立在这一理论基石上的近代法律体系反思的结果。经济法产生和形成独立部门法的社会根源在于由生产高度社会化引起的社会经济调节机制和现代国家职能的变化，即国家调节机制和国家经济调节职能的形成和发达。由此产生对于保障国家调节的法律部门的需要，经济法于是应运而生。可见，经济法产生的最深刻的经济根源在于生产的高度社会化。
萨缪尔森（P.Samuelson）指出，“现代的人看来已经不再相信：‘最好的政府是管理最少的政府’。”“政府在宪法上的权力被广泛地加以解释，被用来‘维护公共的利益’和‘督察’整个的经济制度”。哪里有市场失灵，哪里就有政府的潜在作用。当存在市场失灵（market failures）时，政府可能能够纠正市场失灵，并提高经济效率。亚当·斯密（Adam Smith）用“看不见的手”（invisible hand）这一比喻来描述自利行为如何给社会带来利益：“他盘算的是他自己的利益。在这种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它受到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但是，市场作为资源有效配置的基本方式和一种具体制度安排，只能在其最适宜发挥作用的范围和限度内发挥作用，一旦超越了最适宜发挥作用的范围和限度，市场就会失去效用。在现实经济社会中，市场无法自动达到帕雷托最优状态，从而产生“市场失灵”，主要表现在八个方面：（1）市场无法解决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问题；（2）市场无法解决外部效应问题；（3）市场无法解决公共物品的生产和利用问题；（4）市场无法解决社会分配不公问题；（5）市场无法解决垄断问题；（6）市场无法解决经济波动问题；（7）市场对有益和有害物品的调节无视社会道德；（8）市场中存在着信息的不充分和不对称问题。
市场失灵是其自身无法纠正和弥补的，于是就不得不借助政府力量予以矫正和弥补。可见，政府的作用也经历了一个肯定——否定——再肯定的自我扬弃的过程。管制通常是对经济事件或市场失灵感应的特殊回应。管制的历史向我们揭示，结构性的经济变化经常相伴着政府干预市场的新形式。政府对市场配置机制的干预可能会改变商品和服务的生产、消费和分配行为。尽管对市场参与者行为的监管要支付成本，管制者仍然必须执行政策和强制实施法规。因而，经济法是克服市场失灵之法。然而，政府也存在着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因此“政府失灵”同样不可避免，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1）政府行为并非永远代表公共利益；（2）信息不完全和政府能力有限；（3）政府干预市场的成本扩张；（4）政府机构及其官员的寻租与腐败。鉴于政府与市场都存在着固有的缺陷，为了克服“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这两方面的问题，我们就需要在“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之外寻找“第三只手”——社会，即在政府与市场之间建立一种缓冲力量。当然，这种以社会为本位的“缓冲力量”就是现代意义上的经济法。因而，经济法是克服政府失灵之法。除此而外，经济法还是经济稳定增长之法，这主要体现在宏观调控领域，并已成为当今世界各国发展经济的一个显著特征，此处就不再赘述。
目前，国内外的社会学研究者们正在以极大的热情关注“第三部门”这一前沿课题，这不仅显示出他们在重新看待社会转型时期国家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市场本身存在的缺陷及其变化性，而且也体现了他们已逐步将注意力放在了政府体制之外的社会利益空间的扩展。“第三部门”的发展壮大，说明社会性力量已经成为国家——市场之外的重要发展因素。另外，二战以后出现了很多非政府组织（社团），使得各国政府作为社会公共利益之唯一代表的“合法性”受到质疑。有学者认为，“具有非营利性、民间性、自治性的社会团体是一种介于现代国家与市场之间的社会组织形式与调节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政府（国家）与市场两个方面的缺陷，起到政府与市场不能起的作用。”还有学者提出，“关于社会团体的法律地位，行政法理论将其抽象为行政相对人，民法理论将其定位于社团法人或不具有法人地位的其他组织，二者对其调整都存在缺陷。由于社会团体代表了独立于国家利益、私人利益之外的第三利益——社会利益，由属于第三法域的经济法进行调整优先。”除此而外，“社会中间层”理论也认为，“政府——中间层——市场”的三层框架，比“政治国家——市民社会”（或“政府——市场”）的两层框架能更好地分析现代市场经济中的现实问题。有学者提出，“政府——中间层——市场”的研究框架产生的“动态的社会契约”基础是：将原先让渡给政府（国家）的一部分权力，让渡给社会中间层；将原先所保留在个人（市民）手中的部分权利，让渡给社会中间层，这种让渡最终达到一种动态的平衡。还有学者认为，“以‘市民社会——团体社会——政治国家’的三元社会结构为基础的‘私法——社会法——公法’的法律三元结构论，则有助于解释法律之变迁与法学史上的若干新现象。”当然，我国的社会“中间层”还很不发达，需要有一个较长的发展过程。
上述前沿理论从一个崭新的视角观察社会发展赋予经济法的特殊使命，并进一步说明：经济法的社会本位特征是需要有深厚的社会基础的，并不能主观臆造或是从外部强加。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社会“中间层”会不断发展壮大，我国经济法的社会本位取向将越来越清晰。在较为成熟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领域”是由营利组织构成的“私人领域”，“政治领域”是以政府组织为主体的“公共领域”，“社会领域”则界于两者之间，是以团体社会为特征的，它被理解成为市场与政府之间的互动领域，也可以说是私域与公域之间的一个弹性空间。正是这种经济与国家之间的互动关系，导致第三法域的形成。经济法就是公法与私法交融衍生的“第三法域”的典型代表。
此外，“所谓社会本位之法制，亦仅权利本位法制之调整，绝非义务本位法制之复活。”这句话同样适用于经济法。权利是规定或隐含在法律规范中、实现于法律关系中、主体以相对自由的作为或不作为的方式获得利益的一种手段。由此可知，权利的核心内涵是利益，法律也无非是确认、界定、分配、协调、保障和促进利益的调节方式而已。利益来源于对资源的控制，利益的大小取决于对资源控制的多少。然而，社会中的现有资源总是处于匮乏的状态。正如美国社会学冲突理论的代表科林斯所说，“人是社会的但具有冲突倾向的动物”。因此，社会并不是均衡化的，到处都充满了利益冲突。利益冲突是法律的产生之源，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冲突通常需要靠法律来制衡。就每一个法律部门而言，它不可能毫无主次地平行地保护和实现每一种利益，而只能首先保护和实现一种性质的利益，而后由法律反射进而实现又一种利益。由此，每一个法律部门的法益只能是一个凸现一种利益目标，并由多种利益目标组成的利益保护机构。作为独立而重要的法律部门——经济法而言，也只能是首先保护和实现社会整体利益，并进而保障其他利益的实现。而且，当社会整体利益与个人利益以及其他利益相冲突时，经济法还起到了制衡的作用。经济法的社会本位，正是指它在对经济关系的调整中立足于社会整体，在任何情况下都以社会大多数人的意志和利益为重。
但是，必须明确一个问题，即社会利益不同于国家利益，也不同于公共利益，这三种利益是不能混淆的。公共利益包括社会利益和国家利益两个方面，公共利益是上位概念，社会利益和国家利益同为并列的下位概念。在整体上国家代表全局利益、长远利益，但在具体的经济关系中，它仍然是一个特殊的物质利益实体。国家利益是一种抽象性的、中介性的、再分配的、政治性的、未必公共性的利益，它本质上是统治集团的利益。随着社会的演变和人类的进步，社会利益已经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的利益形式，具有整体性、普遍性、可转化性和表现形式的多样性等特征。国家利益并非社会利益，也不能取代社会利益，否则就可能导致非法国家利益“合法化”和对社会利益的限制。国家曾经被认为是一种恶的存在，是不得已之恶，是实现人类自由与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现在国家已经通过干预社会经济来保障社会利益。这仅仅说明国家权力或政府权力的行使只不过是社会利益的代表形式而已，而非社会利益本身。经济法制度设计以社会为本位，为追求社会理性实现，按一定标准把主体分成不同的类，按其功能、地位，给各个“成员”一种独立的和有“选择性”的激励，以“驱使潜在集团中的理性个体采取有利于集团的行动”，即其所有规制旨在保证社会利益实现。
另外，有很多学者认为，从19世纪后半叶起，在经济及其法律调整的实践中，出现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间的隔阂渐次消弭，公法和私法互相渗透、融合之趋势。由此出现了所谓“私法公法化”（如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保护法等）和“公法私法化”（如金融及中央银行法、计划及产业政策法、国有企业法等）现象。法学界的反应则是许多学者认为出现了公私法形态混合，既不属公法也不是私法的第三法域——社会法，社会法包括分别作为法律部门的经济法和劳动法。由此可见，资本主义国家的“私法公法化”，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一定程度上的“公法私法化”，都从法律、法学的演变中造就了现代经济法。当然，“公法私法化”和“私法公法化”都只是一种发展趋势，是一个量变的积累过程，仅仅向我们回答了“会怎样”的问题；而经济法的出现和不断成熟则是一个质变的结果，向我们回答了“是什么”的问题。另外还必须强调的是，有学者认为，法律本位是由社会经济形态决定的，从历史发展过程看，经历了一个从家族本位到个人本位，一直到社会本位的历程，社会主义法是社会本位的，公民权利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之上。
综上所述，经济法以社会本位为价值取向，属于社会法，是根据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而制定的，目的在于维护社会正义、交易公平、宏观效率和公共福利。现代经济法以社会利益为本位，要求上至国家机关，下至社会组织和个人，都要对社会负责，即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经济效益的提高负责。经济法正是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通过对社会整体利益和社会个体利益的协调，来达到发展社会的目的。所以，经济法固有的基本价值取向是社会本位，侧重于从社会整体角度来协调和处理个体和社会的关系，注重社会总体的经济公平；在效率问题上同时注意个体、团体、社会乃至全人类的效率和利益，眼前、长远乃至子孙后代的效率和利益；在秩序问题上同时兼顾个体自由、权利与他人的自由、权利，以及与社会的正常运行发展之间的关系。一言以蔽之，现代经济法是社会本位的法。
注：本文发表于《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5。参考文献请查阅发表的原文。
作者简介：
许光耀：中南大学法学院教授
王 巍：男，1979年12月生，中南大学法学院经济法专业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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