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银行公告（2011）第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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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公告（2011）第3号
中国人民银行公告（2011）第3号
为规范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债券交易行为，防范系统性风险，维护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参与者合法权益，促进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健康发展，根据《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交易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令〔2000〕第2号发布）等有关规定，现就进一步完善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交易管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以下简称同业拆借中心）、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央结算公司）和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清算所）应当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定，对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的债券交易、清算及结算进行日常监测与管理，发现异常情况应当及时处理，并向中国人民银行报告，同时抄送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以下简称交易商协会）。
同业拆借中心、中央结算公司和上海清算所应当切实做好日常监测与管理工作，不断完善监测方案和实施细则，开发专门的技术系统，配备专职人员，实现实时监测，不断增强对违规交易、异常交易的快速反应与处理能力。
同业拆借中心、中央结算公司和上海清算所可根据具体情况向市场披露重大异常交易情况。
二、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债券结算代理人（以下简称结算代理人）可通过交易中心交易系统代理委托人进行债券交易。
未通过同业拆借中心交易系统进行债券交易的，交易双方应当于交易达成当日将有关交易情况送同业拆借中心备案；委托结算代理人进行交易结算的，则由其结算代理人于交易达成当日将有关交易情况送同业拆借中心备案。
三、市场参与者应当自觉遵守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各项规章制度，加强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规范自身交易结算行为，不得操纵价格或制造虚假价格，或通过其他行为误导市场。
市场参与者对同业拆借中心、中央结算公司和上海清算所的日常监测与管理工作应当予以配合，并按要求提供书面材料。
市场参与者因特殊情况发生交易价格偏离市场公允价格等异常现象的交易行为，应当于交易达成前将有关情况送同业拆借中心、中央结算公司或上海清算所备案。
四、结算代理人应当本着公平的原则为委托人提供代理交易结算服务，不得误导或欺诈委托人，不得利用代理交易活动进行利益输送等违规活动。
结算代理人不得与委托人串通进行虚假交易或违规操作，不得为委托人的虚假交易或违规操作提供便利。
结算代理人应当监督委托人的交易结算行为，发现大幅偏离市场价格等异常交易结算行为时应当予以风险提示，要求委托人说明情况，并及时向同业拆借中心、中央结算公司和上海清算所报告。
五、交易商协会应当加强自律管理，引导市场参与者规范交易行为。
六、同业拆借中心、中央结算公司和上海清算所应当依据本公告制定相应的业务规则，报中国人民银行备案后实施。
中国人民银行
二〇一一年四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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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刑法修正案(八)》中新增了携带凶器盗窃按基本刑档处罚的条款，将携带凶器盗窃列入刑罚处罚范围之内，将其独立规定为一种盗窃罪的特殊形态，细致了对法益的保护，体现了法律与时俱进的先进理念，具有正当性。但在司法实践中如何正确有效适用，比如凶器的界定、犯罪既遂与未遂的认定等等，都是值得研究和探索的问题。
二、携带凶器盗窃入罪原理：
刑法修正案八将入户盗窃行为入罪，与多次盗窃、入户盗窃等一起作为并列罪状，并且没有数额的限制，进一步严密法网，具有正当性。
我国现行刑法第5条规定: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这是刑法的三大基本原则之一，“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适用具体要求是：“以客观行为的侵害性与主观意识的罪过性相结合的犯罪社会危害程度，以及犯罪主体再次犯罪的危险程度，作为刑罚的尺度；换言之刑罚既要与犯罪性质相适应，又要与犯罪情节相适应，还要与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相适应。” 《刑法》第六十一条规定：“对于犯罪分子决定刑罚时，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有关规定判处。” 犯罪的危害程度是包括危害影响、可能和危害后果等方面的综合评价。
首先从社会危险性上来看，携带凶器盗窃社会危险性大于一般的盗窃犯罪。 贝卡利亚曾指出：“犯罪使社会遭受到的危害是衡量犯罪的真正标准”。 判断一种行为的社会危险性主要依据是从此行为的可能带来的社会危害的强度和比例。行为人实施盗窃时携带凶器盗窃实施不法行为的情形主要有两种：一是未遇到反抗或抓捕而顺利实施盗窃；二是行为暴露后使用凶器实施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实践中，行为人实施盗窃时携带凶器的属惯犯、累犯的比例相当大，携带凶器盗窃转化为抢劫的案件数量在抢劫案件中占比例相当大，这些人作案前的准备较充分，携带凶器以备保身，能起作用就用，不能起作用也无碍，这极大的刺激行为人的盗窃时携带凶器的投机心理，不利于打击和预防盗窃犯罪。实践中，很多情况下群众发现盗窃行为不敢反抗或抓捕，除了怕有犯罪同伙之外，就是怕盗窃行为人会亮出凶器。盗窃多是贴近人身实施盗窃，具有很大的人身威胁性、侵犯性，盗窃行为人通常身怀利器给群众带来极大的恐惧，社会影响极坏。
其次，从主观方面看，行为人主观上具有侵犯财产和人身的双重故意，行为人在携带凶器的时候往往就是有意识的准备，如果暴露，就亮出凶器，抗拒抓捕或直接抢劫甚至杀人灭口。这表明其为实现犯罪目的而使用所携带的凶器持追求或放任态度。另外，由于盗窃是秘密的、不可以公开让别人知道的，行为人也知道其行为是如老鼠过街，携带凶器就是为了壮胆，由此可见，凶器助推了恶的源起。
最后，从客观行为上来看，行为人携带凶器盗窃，要么是惯犯，身上常备凶器，经常作案；要么是经过严密策划、精心准备而携带凶器，二者与一般盗窃相比较，犯罪手段都比较复杂残忍。
携带凶器并不需要明示，如果法律不加以处罚，长此以往，主观上就会给人民群众造成行为人实施盗窃多身怀凶器的臆想，使人们不敢反抗或抓捕。另外，携带凶器盗窃的客观行为具有易变性。我国所规定的盗窃罪主要是指非暴力犯罪，社会危害性小于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死亡、抢劫等暴力性犯罪，在量刑上也就轻于上述犯罪，但在现实生活中，转化为暴力犯罪的盗窃呈上升趋势，行为人实施盗窃，如果同时具有暴力手段，就可能发生犯罪类型的增加或转化，从盗窃转化为抢劫的例子不胜枚举，绝大多数情况下，行为人携带凶器是暴力使用的前提条件，属于必要的准备，如果单从打击犯罪的角度来看，让行为人进一步走向深化，用更严厉的刑罚来处置他，使他能够接受更严厉的教训，似乎是可行的，但这显然不是法律和刑罚的目的，法律和刑罚有必要前行一步，从源头上预防。
总的来说，携带凶器盗窃社会危害性较大，主观恶性明显，社会的发展变化要求我们要与时俱进，进一步从社会实际中细致出法律网线，保护和预防这样的暴力犯罪的发生。因此，将携带凶器盗窃入罪，既细致了对法益的保护，又是提前介入，正是注重预防的体现。
三、携带凶器盗窃之凶器认定
凶器原指兵器，《史记》平津候主父列传记载：“兵者，凶器也”，现代汉语词典里关于凶器的解释是行凶时所用的器具。从法律上说,凶器的概念具有宽泛性，现行法律及相关司法解释并未给“凶器”这一法律术语一个较为明确的定义。张明楷指出：“明确性虽然是罪刑法定主义的要求 ,但不能轻易否认刑法的明确性或指责刑法的不明确性”，作为从一般共性中抽象出来的法律条文，只需要有高度的盖然性，不可能面面俱到，这就需要我们从法理上来认识法律上的凶器的定义。通常情况下，我们可以从一般常识上来理解凶器的定义，比如国家管制类器械，这类器械本身属于国家管制类，如枪支、爆炸物、管制刀具等国家禁止个人携带的器械。在较为复杂的情况下，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综合判断： （一）、是否对人身具有潜在的威胁性。是否具有人身具有潜在的威胁性是入罪的关键。这里必须把凶器和犯罪工具区别开。比如：行为人随身携带有一把钳子，通常情况下，如果看到一个人手里拿着一把钳子向我们走来，我们很可能继续走自己的路，通常不认为具有威胁性，不宜认定为携带凶器盗窃。如果拿的是携带一根铁棍或菜刀，我们很可能就要让一让路，这就具有潜在的威胁性了，携带这样的器具盗窃就可以认定为携带凶器盗窃。再如，行为人携带有一把微型刀片，是打算用来割包盗窃的，但他实施盗窃时没有使用或者使用时没有接近人身，不宜认定为携带凶器盗窃，微型刀片只是犯罪工具。但是，如果是行为人用该刀片割受害方的包或口袋，应当认定为携带凶器盗窃，因为包和口袋接近人身，对人身具有潜在的威胁。所以，如果行为人携带一些当做盗窃工具使用的器械并且没有接近人身，不宜认定为携带凶器盗窃。
（二）、从行为人携带器具盗窃的目的来判断。这里必须坚持主客观相一致原则，如果客观上可以证明，行为人盗窃时携带的器具的主观目的就是为了便于在盗窃中实施暴力或暴力威胁，所携带的器具只要具有对人身伤害的可能性都可以认定为凶器。比如，行为人同样是携带一把钳子盗窃，如果可以证明，行为人携带钳子就是为了实施暴力或暴力威胁，可以认定为携带凶器盗窃。另外，行为人携带凶器的目的并不局限于是便于实施盗窃、暴力威胁、抗拒抓捕，不是为了实施盗窃、抗拒抓捕而携带器械，仍然可以构成携带凶器盗窃。行为人意图将所携带的凶器作为毁坏物品使用，临时起意实施盗窃，仍然可以认定为携带凶器盗窃。比如，行为人为了破坏一副名画，携带了一把匕首，突发另意，实施盗窃，结果是一张假画，达不到盗窃罪的犯罪数额标准，可以认定为携带凶器盗窃，这并不违反我国根据我国刑法主客观相统一的归罪原则，因为客观上，此时的凶器已经演变为实施盗窃的倚仗器械。
四、携带凶器盗窃的犯罪状态的认定
从携带凶器盗窃的客观行为上分析，携带凶器行为可分为预备阶段和实行阶段，随身备有凶器是单纯处于携带凶器盗窃的预备阶段，预备阶段的携带凶器并不具现实危害性，因此，单纯的预备阶段的携带凶器盗窃，如果没有造成危害，可以不予处罚。从上面的客体分析中，我们知道携带凶器盗窃侵犯的是财产及对人身权利的威胁，有的学者据此认为携带凶器盗窃是举动犯，不存在未遂状态，其实不然，判断既遂和未遂的主要标准，就是看犯罪主体及其相关工具与犯罪客体的联络状态。从携带凶器盗窃的客体上来看，具有财产和人身两个方面的性质，单纯的不接触人身的携带凶器偷盗财物应认定为携带凶器盗窃的未遂状态；如果犯罪进入实施阶段，而人没有出现或没有受到潜在威胁的可能性和财物都还没用出现，这个时候，由于犯罪分子的意志以外的原因导致犯罪无法实施，就是携带凶器盗窃的未遂状态，例如，在公园里的一个草坪上，行为人甲携带有匕首，准备靠近一个无人看管的包进行行窃，可是受害人包里有一条蛇看守，咬了该行为人一口，行为人赶紧溜之夭夭，这种情况可以认定为未遂，因为受害人的人身没有受到潜在的威胁，包里的物品也得到了保护。有的学者则这是既遂，因为主观上具有盗窃的故意，客观上携带了符合法律规定的凶器并实施了盗窃行为，完全符合携带凶器盗窃的构成标准。但我们要紧扣法条的同时，不能偏离她的立法本意，携带凶器盗窃的立法本意之一就是保护潜在的人身权利免受危害，如果行为人无意对他人的人身权产生危害或任由可能对他人身权产生危害的行为发生，在这样的情形下实施盗窃而由于其本人意志以外的原因没有成功就应认定为是盗窃罪的未遂，就不应以携带凶器盗窃的既遂来定盗窃罪。再如，在四周无其他人的情况下，盗窃一辆自行车，行为人身上藏有匕首，但开不了锁，只好作罢，应认定为盗窃未遂，因为犯罪主体及其工具没有接触到他人人身权利从而给他人的人身权利造成潜在的威胁并且也没有这方面的故意。如果实施了盗窃行为并携带有凶器，给他人的人身造成了一定的潜在的威胁，则构成携带凶器盗窃的既遂。比如，行为人手持匕首入户行窃，未窃得财物，应认定为构成携带凶器盗窃的既遂，因为入户盗窃，实际上不顾遇到户内人员的这样的后果的发生的，所以，对人身权的威胁行为人是持有放任的故意的，所以构成既遂。
五、结语
刑法修正案八在盗窃罪的修正上基本上呈现出与时俱进的趋势，将携带凶器盗窃入罪，细致了法律网线，严密法网，较好地实现对犯罪的打击和预防相结合，有利于增强人民群众出行的安全感，但在司法实践中，要紧扣法条，依托法理，要正确有效的适用刑法，该入罪的坚决入罪，不该入罪的不能入罪，该认定为未遂的应认定为未遂，不能作泛化的理解，违背法律轻缓化、历而不严的发展趋势。
作者：沭阳法院 袁征
对要约构成要件中的相对人的初步探讨
徐州师范大学法律政治学院 02法学（3）班 刘炳杰
[内容摘要]：目前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加强和国内统一市场的初步形成中已经暴露出来了种种新的现象，而我国原有的关于要约构成要件中的对相对人的理论研究过于简单，将来有可能会不适应。为了发展需要，所以现在有必要对这一理论做进一步的深入研究，以适应日新月异的现实生活。在本文中，笔者对我国现有的法律中关于法人变更的情况的不同规定的分析，希望能够初步对变更后的法人是否仍然能够视为原有的特定人未变？变更后的法人能否享有和承担原来法人权利义务？从而引发出一个命题——变更后的法人是否有权对变更前法人法人收到的要约承诺？
[关键词]：要约、要约的构成要件、相对人、法人的变更
一、引言
合同的订立，是指缔约人为意思表示并达成合意的状态。它描述的是缔约各方自接触、洽商直至达成合意的过程，是动态行为与静态行为的统一体。该动态行为包括缔约各方的接触和洽商，由要约邀请、要约、反要约诸制度规范和约束，产生先合同义务及缔约过失责任。静态协议是指达成合意，合同条款至少是合同的主要条款已经确定，各方享有的权利义务得以固定，其中，承诺、合同成立要件和合同条款等制度发挥作用。①理论上一般认为合同订立的一般程序是包括要约（有些法学专著中也有称之为发价、发盘、出盘、报价等）与承诺（也有人称之为接盘）。
关于要约的含义，各国立法和学理解释并不完全相同。有英国学者认为：“要约，实际上是要约人做什么事或不做什么事的一种许诺”。②根据《第二次合同法重述》第24条的规定，要约是对即时进行交易的愿望的表达，这一表达能使一个通情达理处于受要约人地位的人相信，他或者她只要对该要约表示同意，即接受该要约，就可进行这一交易。③在大陆法系国家，各国民法典一般未对要约的定义作出界定，而合同法学者一般将要约纳入法律行为的范畴，将要约看成是当事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④在法国合同法中，广义的要约包括一切订立合同的建议，即以确定的条件订立某一特定合同的明确提议。⑤
尽管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对要约的解释使用了不同的术语，但仔细分析仍然有共同之处。一是大陆法系依其所创设的法律行为体系，将要约看成是一方当事人希望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只要要约人将其内心订立合同的意思通过一定形式表示出来，即发出要约，就表明其有订立合同的愿望；而英美法用允诺来界定要约，而这种允诺是要约人做某事或不做某事的意思表示，也表明要约人有订立合同的愿望。二是大陆法认为要约是要约人向受要约人提出的包括合同成立的主要条件，希望受要约人接受以成立合同，而英美法认为要约是一种允诺，是要约人向受要约人所作的表示，它是以做某事或不做某事为条件的。二者在实质上，都反映出要约明确表示订立合同的愿望并提出合同成立的主要条件这两个最本质的内容。两大法系的要约定义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各有其合理性。
但是，由于两大法系的法律传统和体系存在差异，所以对要约的理解也有不同。一是大陆法认为要约是一种意思表示，具有法律意义，一经受要约人承诺，合同就成立，要约是订立合同的一个环节或要素。而英美法认为要约是一种允诺，它不单纯表明要约人愿意交易的愿望，而且也意味着要约人愿意接受一定条件的拘束，即在要约的有效期内，要约人不得擅自撤销或变更要约。二是在商业实践中，大陆法对要约的注意力集中于意思表示上，向谁发出要约，即表明愿意与谁缔结合同，故要求要约的对象特定，这种作法有益于交易安全。而英美法对要约的注意力放在允诺上，允诺意味着要约人受其约束，放弃不与其他人交易的权利，故不考虑该允诺的对象是否特定，这种作法有利于交易便捷。
一些研究英美合同法的学者也接受了大陆法学者关于要约的定义。⑥或者在其著作中对两大法系学者关于要约的定义交替使用。⑦这说明两大法系关于要约的概念已出现认识统一的趋势。
关于要约的构成要件，英国合同法的基本要求有三个方面：1.必须明确表示有订立合同的意思；2.要约的内容必须确定；3.要约必须送达。⑧按照美国《第二次合同法重述》的规定，要约应当符合以下条件：1.要约的目的是进行交易；2.要约包含了立即订立合同的意图；3.要约会被通情达理的第三人视为订立合同的建议。⑨在法国合同法中，要约必须具备以下两个条件：1.要约必须表明要约人订立合同的决心；2.要约的内容应包括合同的基本因素。⑩《欧洲合同法原则》（1998年7月修订）第201条对要约的构成要件作了具体的规定：“一项建议一旦符合下列要件即构成要约：1.它意欲在对方承诺后即形成合同；2.它含有相当确定的条款以形成合同。”《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第14条第1款规定：“向一个或一个以上特定的人提出的订立合同的建议。如果十分确定并且表明发价人在得到接受时承受约束的意旨，即构成发价。”《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第2.2条也规定：“一项订立合同的建议，如果十分确定，并表明要约人在得到承诺时受其约束的意旨，即构成要约。”
中国《合同法》第14条规定：“要约是希望和他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该意思表示应当符合下列规定：（一）内容具体确定；（二）表明经受要约人承诺，要约人即受该意思表示的约束。”该界定采纳了大陆法系民法对要约的传统见解。所以，我国理论界大多认为要约的成立需要具备以下五个要件：1.要约必须是特定人所为的意思表示；2.要约必须是向相对人发生；3.要约必须具有缔结合同的目的；4.要约的内容必须具体确定和完整；5.要约必须表明要约人在得到承诺时即受其约束的意旨。在本文中因为限于篇幅，笔者仅想对我国要约的构成要件中的第二个构成要件进行初步的探讨。
笔者之所以想对相对人的构成要件进行探讨，是因为在目前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加强和国内统一市场的初步形成中已经暴露出来了种种新的现象，而我国原有的关于对相对人的理论研究过于简单，将来有可能会不适应为了发展需要。所以现在有必要对这一理论做进一步的深入研究，以适应日新月异的现实生活。
二、正文
一、传统关于相对人的理论研究的成果
我国理论界的传统观点认为，要约必须向特定的人发出，但是合同法中又规定，某些商业广告也可充当要约，从而使受要约人也可以是不特定人，只需在一般社会观念足以确定当事人范围即可。但是为了减轻要约人负担,避免一物二卖，原则上要约仍应向特定的人发出。从以上不难看出，我国传统观点对相对人的研究是不够深入的。
二、现实变化对传统研究的发难
正如上文所说，当今世界正处于经济全球一体化的趋势中，而我国也正面临着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中，所以，我国（笔者甚至认为还有其他国家也与中国一样）面临着经济主体因为一些因素的变化而处于变动中，而对于这中现象，笔者认为正是触发对传统相对人理论进行重新认识和研究的原动力。
我们假设一下，当甲公司向乙公司发出要约，而在承诺期间内，受要约人乙公司因为公司变更（具体可以包括合并、分立、组织形式的变更、以及其他的重要事项的变更），那么此时甲公司原先发出要约的对象是否是变更后的“乙”公司？从甲公司当初选择乙公司的出发点考虑，甲公司无非是因为出于对乙公司信用和财力等诸多因素的考虑。而在承诺期间内，受要约人乙公司因为公司变更而变成“乙”公司后，变更后的“乙”公司是否还符合要约人甲公司当初的选择的条件？我想这是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的。如果变更后的“乙”公司财力更加雄厚、信用比以前无损的话，那么，我想这是皆大欢喜的，在现实生活中也不会引起纠纷的。但是，如果变更后的“乙”公司财力有所减损或信用度降低，抑或者两者都同时发生了，那么此时的甲公司还愿意选择“乙”公司作为受要约人吗？
上述只是笔者举的一个常见的简单例子，下面笔者想根据我国现有的法律中关于法人变更的情况（因为当今经济社会中法人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本文暂时先讨论法人变更）
对于要约中对相对人的认定。从理论上讲法人的变更必然会导致前后法人的不一样，所以变更后的法人必然不是先前要约人所选择的特定的受要约人，但是，为促进经济的发展和保护善良变更后的法人及要约人的合法利益，法律还是有必要对这些问题做一些规定的。
法人的变更是指法人在存续期间内所发生的法律人格、组织、宗旨等重大事项的变化。具体有以下几种，对此，笔者想对应每种情形做初步探讨。
（一）、人人格的变更
法人人格的变更又称为法人的改组，它包括法人的合并和分立。
1、一般认为，法人的合并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法人根据法律的规定或合同的约定变为一个法人的现象。具体而言，合并又分为两种形式；一是新设合并，即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法人合并为一个新法人，同时原法人人格全部消灭，此时原法人的权利义务全部由新法人享有和承担；二是吸收合并，即一个或多个法人归入到一个现存的法人之中，被合并的法人人格消灭，存续的法人人格依然存在，此时被合并的法人权利义务由承续的法人享有和承担。
但是，笔者对于一般认为的法人的合并后，原来法人权利义务由现存的法人或承续的法人享有和承担的观点不敢完全苟同。理由是变更后的法人的财力、信用度也有可能变更，如果此时还遵守原有的理论将有可能对要约人不利。本人的观点是应该一分为二来处理：
（1）、财力未降低（或是有所增加的）而且信用度也未有降低的，此时变更后的法人可能为接受要约做了很多前期工作，为了保护变更后的法人的合法权益和促进交易的达成，我们可以仍然视为原有的特定人未变，则权利义务由现存的法人或承续的法人当然享有和承担。
（2）、如果变更后的法人的财力减少或信用度降低，抑或是两者都有所降低，此时，就不能说原有的特定人未变，而是原来法人权利义务不能由现存的法人或承续的法人享有和承担。当然，如果要约人认可的又另当别论。
2、法人的分立是指一个法人分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法人的现象，法人分立的形式也有两种：一是创设式分立，即一个法人分成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法人，原法人消灭；二是存续式分立，也称为兼并，即原法人存续，并分出一部分财产设立新法人。几个法人分了一部分财产共同成立一个或几个新法人也属于存续式分立的情形。
对于创设式分立，笔者认为此时的认定仍应该遵守上面的规则。
（二）、法人组织形态的变更
法人组织形态的变更是在不消灭法人人格的前提下，法人从一种组织形态转为另一种组织形态的现象，法人组织形态的变更往往导致法人的责任形式、权利义务等变化，因此，各国对法人组织形态的变更多采取限制。比如各国公司一般规定无限公司可以变更为两合公司，但不可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组织形态的变更也应当符合法律规定的程序。
对于这种情形，笔者认为变更后的法人不能视为未变更，因为法人组织形态的变更法人信用度和财产的变更，此时就应该保护要约人的合法权益，此时原来法人权利义务不能由现存的法人或承续的法人享有和承担。当然，如果要约人认可的又另当别论。
（三）、法人宗旨的变更
法人宗旨的变更也称为法人目的的变更，是指法人所从事事业发生变化的现象，在企业法人中，它主要是指企业经营范围的改变。法人宗旨的变更不会影响法人的人格，但它会直接导致法人民事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的改变。
所以笔者认为对于该种情况不能够视为前后法人未变更，此时原来法人权利义务不能由现存的法人或承续的法人享有和承担。当然，如果要约人认可的又另当别论。
另外，法人的变更还包括法人名称、住所、注册资金、法定代表人的改变等，这些变更后如何认定前后法人是否变更的问题，笔者认为仍应该遵守上述原则。
三、小结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在认定变更后的法人是否有权对变更前法人接受的要约进行承诺要综合考虑。尤其要考虑变更后法人的财产与信用度的变化给双方可能造成的影响。同时还要考虑双方的合法权益的保护问题和国家作为市场宏观调控的主体所承担的尽可能促进合同的成立的角色，从而促进经济的发展。
[注释]：
①魏振瀛主编：《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P.387。
②[英] 阿蒂亚：《合同法概论》（中译本），法律出版社，1980年版，P.41页。
③王军编著：《美国合同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P.38-39。
④周林彬著：《比较合同法》，兰州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P.147。
⑤尹田编著：《法国现代合同法》，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P.43。
⑥“要约，乃以缔结契约为目的向他人所为之意思表示。”参见杨桢著：《英美契约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P.30；“要约是通过文字或行为对自愿参加订立具有法律约束力合同的一种正式通知，而且它在其提出的条款中明确地或隐含地表明，当接受要约的一方当事人通过行为，放弃行使某些权利或答复表示已接受其要约时该要约即开始对要约人有约束力。”参见：[英] 盖斯特著：《英国合同法与案例》，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P.27。
⑦最典型的是何宝玉在其著《英国合同法》的“要约简述”的问题中，第一段有“所谓要约，实际上是要约人为某种行为或者不行为的一种许诺。”第三段又说要约“是当事人以缔结合同为目的而作出的意思表示。”参见该书P.60。
二、携带凶器盗窃入罪原理：
刑法修正案八将入户盗窃行为入罪，与多次盗窃、入户盗窃等一起作为并列罪状，并且没有数额的限制，进一步严密法网，具有正当性。
我国现行刑法第5条规定: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这是刑法的三大基本原则之一，“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适用具体要求是：“以客观行为的侵害性与主观意识的罪过性相结合的犯罪社会危害程度，以及犯罪主体再次犯罪的危险程度，作为刑罚的尺度；换言之刑罚既要与犯罪性质相适应，又要与犯罪情节相适应，还要与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相适应。” 《刑法》第六十一条规定：“对于犯罪分子决定刑罚时，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有关规定判处。” 犯罪的危害程度是包括危害影响、可能和危害后果等方面的综合评价。
首先从社会危险性上来看，携带凶器盗窃社会危险性大于一般的盗窃犯罪。 贝卡利亚曾指出：“犯罪使社会遭受到的危害是衡量犯罪的真正标准”。 判断一种行为的社会危险性主要依据是从此行为的可能带来的社会危害的强度和比例。行为人实施盗窃时携带凶器盗窃实施不法行为的情形主要有两种：一是未遇到反抗或抓捕而顺利实施盗窃；二是行为暴露后使用凶器实施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实践中，行为人实施盗窃时携带凶器的属惯犯、累犯的比例相当大，携带凶器盗窃转化为抢劫的案件数量在抢劫案件中占比例相当大，这些人作案前的准备较充分，携带凶器以备保身，能起作用就用，不能起作用也无碍，这极大的刺激行为人的盗窃时携带凶器的投机心理，不利于打击和预防盗窃犯罪。实践中，很多情况下群众发现盗窃行为不敢反抗或抓捕，除了怕有犯罪同伙之外，就是怕盗窃行为人会亮出凶器。盗窃多是贴近人身实施盗窃，具有很大的人身威胁性、侵犯性，盗窃行为人通常身怀利器给群众带来极大的恐惧，社会影响极坏。
其次，从主观方面看，行为人主观上具有侵犯财产和人身的双重故意，行为人在携带凶器的时候往往就是有意识的准备，如果暴露，就亮出凶器，抗拒抓捕或直接抢劫甚至杀人灭口。这表明其为实现犯罪目的而使用所携带的凶器持追求或放任态度。另外，由于盗窃是秘密的、不可以公开让别人知道的，行为人也知道其行为是如老鼠过街，携带凶器就是为了壮胆，由此可见，凶器助推了恶的源起。
最后，从客观行为上来看，行为人携带凶器盗窃，要么是惯犯，身上常备凶器，经常作案；要么是经过严密策划、精心准备而携带凶器，二者与一般盗窃相比较，犯罪手段都比较复杂残忍。
携带凶器并不需要明示，如果法律不加以处罚，长此以往，主观上就会给人民群众造成行为人实施盗窃多身怀凶器的臆想，使人们不敢反抗或抓捕。另外，携带凶器盗窃的客观行为具有易变性。我国所规定的盗窃罪主要是指非暴力犯罪，社会危害性小于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死亡、抢劫等暴力性犯罪，在量刑上也就轻于上述犯罪，但在现实生活中，转化为暴力犯罪的盗窃呈上升趋势，行为人实施盗窃，如果同时具有暴力手段，就可能发生犯罪类型的增加或转化，从盗窃转化为抢劫的例子不胜枚举，绝大多数情况下，行为人携带凶器是暴力使用的前提条件，属于必要的准备，如果单从打击犯罪的角度来看，让行为人进一步走向深化，用更严厉的刑罚来处置他，使他能够接受更严厉的教训，似乎是可行的，但这显然不是法律和刑罚的目的，法律和刑罚有必要前行一步，从源头上预防。
总的来说，携带凶器盗窃社会危害性较大，主观恶性明显，社会的发展变化要求我们要与时俱进，进一步从社会实际中细致出法律网线，保护和预防这样的暴力犯罪的发生。因此，将携带凶器盗窃入罪，既细致了对法益的保护，又是提前介入，正是注重预防的体现。
三、携带凶器盗窃之凶器认定
凶器原指兵器，《史记》平津候主父列传记载：“兵者，凶器也”，现代汉语词典里关于凶器的解释是行凶时所用的器具。从法律上说,凶器的概念具有宽泛性，现行法律及相关司法解释并未给“凶器”这一法律术语一个较为明确的定义。张明楷指出：“明确性虽然是罪刑法定主义的要求 ,但不能轻易否认刑法的明确性或指责刑法的不明确性”，作为从一般共性中抽象出来的法律条文，只需要有高度的盖然性，不可能面面俱到，这就需要我们从法理上来认识法律上的凶器的定义。通常情况下，我们可以从一般常识上来理解凶器的定义，比如国家管制类器械，这类器械本身属于国家管制类，如枪支、爆炸物、管制刀具等国家禁止个人携带的器械。在较为复杂的情况下，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综合判断： （一）、是否对人身具有潜在的威胁性。是否具有人身具有潜在的威胁性是入罪的关键。这里必须把凶器和犯罪工具区别开。比如：行为人随身携带有一把钳子，通常情况下，如果看到一个人手里拿着一把钳子向我们走来，我们很可能继续走自己的路，通常不认为具有威胁性，不宜认定为携带凶器盗窃。如果拿的是携带一根铁棍或菜刀，我们很可能就要让一让路，这就具有潜在的威胁性了，携带这样的器具盗窃就可以认定为携带凶器盗窃。再如，行为人携带有一把微型刀片，是打算用来割包盗窃的，但他实施盗窃时没有使用或者使用时没有接近人身，不宜认定为携带凶器盗窃，微型刀片只是犯罪工具。但是，如果是行为人用该刀片割受害方的包或口袋，应当认定为携带凶器盗窃，因为包和口袋接近人身，对人身具有潜在的威胁。所以，如果行为人携带一些当做盗窃工具使用的器械并且没有接近人身，不宜认定为携带凶器盗窃。
（二）、从行为人携带器具盗窃的目的来判断。这里必须坚持主客观相一致原则，如果客观上可以证明，行为人盗窃时携带的器具的主观目的就是为了便于在盗窃中实施暴力或暴力威胁，所携带的器具只要具有对人身伤害的可能性都可以认定为凶器。比如，行为人同样是携带一把钳子盗窃，如果可以证明，行为人携带钳子就是为了实施暴力或暴力威胁，可以认定为携带凶器盗窃。另外，行为人携带凶器的目的并不局限于是便于实施盗窃、暴力威胁、抗拒抓捕，不是为了实施盗窃、抗拒抓捕而携带器械，仍然可以构成携带凶器盗窃。行为人意图将所携带的凶器作为毁坏物品使用，临时起意实施盗窃，仍然可以认定为携带凶器盗窃。比如，行为人为了破坏一副名画，携带了一把匕首，突发另意，实施盗窃，结果是一张假画，达不到盗窃罪的犯罪数额标准，可以认定为携带凶器盗窃，这并不违反我国根据我国刑法主客观相统一的归罪原则，因为客观上，此时的凶器已经演变为实施盗窃的倚仗器械。
四、携带凶器盗窃的犯罪状态的认定
从携带凶器盗窃的客观行为上分析，携带凶器行为可分为预备阶段和实行阶段，随身备有凶器是单纯处于携带凶器盗窃的预备阶段，预备阶段的携带凶器并不具现实危害性，因此，单纯的预备阶段的携带凶器盗窃，如果没有造成危害，可以不予处罚。从上面的客体分析中，我们知道携带凶器盗窃侵犯的是财产及对人身权利的威胁，有的学者据此认为携带凶器盗窃是举动犯，不存在未遂状态，其实不然，判断既遂和未遂的主要标准，就是看犯罪主体及其相关工具与犯罪客体的联络状态。从携带凶器盗窃的客体上来看，具有财产和人身两个方面的性质，单纯的不接触人身的携带凶器偷盗财物应认定为携带凶器盗窃的未遂状态；如果犯罪进入实施阶段，而人没有出现或没有受到潜在威胁的可能性和财物都还没用出现，这个时候，由于犯罪分子的意志以外的原因导致犯罪无法实施，就是携带凶器盗窃的未遂状态，例如，在公园里的一个草坪上，行为人甲携带有匕首，准备靠近一个无人看管的包进行行窃，可是受害人包里有一条蛇看守，咬了该行为人一口，行为人赶紧溜之夭夭，这种情况可以认定为未遂，因为受害人的人身没有受到潜在的威胁，包里的物品也得到了保护。有的学者则这是既遂，因为主观上具有盗窃的故意，客观上携带了符合法律规定的凶器并实施了盗窃行为，完全符合携带凶器盗窃的构成标准。但我们要紧扣法条的同时，不能偏离她的立法本意，携带凶器盗窃的立法本意之一就是保护潜在的人身权利免受危害，如果行为人无意对他人的人身权产生危害或任由可能对他人身权产生危害的行为发生，在这样的情形下实施盗窃而由于其本人意志以外的原因没有成功就应认定为是盗窃罪的未遂，就不应以携带凶器盗窃的既遂来定盗窃罪。再如，在四周无其他人的情况下，盗窃一辆自行车，行为人身上藏有匕首，但开不了锁，只好作罢，应认定为盗窃未遂，因为犯罪主体及其工具没有接触到他人人身权利从而给他人的人身权利造成潜在的威胁并且也没有这方面的故意。如果实施了盗窃行为并携带有凶器，给他人的人身造成了一定的潜在的威胁，则构成携带凶器盗窃的既遂。比如，行为人手持匕首入户行窃，未窃得财物，应认定为构成携带凶器盗窃的既遂，因为入户盗窃，实际上不顾遇到户内人员的这样的后果的发生的，所以，对人身权的威胁行为人是持有放任的故意的，所以构成既遂。
五、结语
刑法修正案八在盗窃罪的修正上基本上呈现出与时俱进的趋势，将携带凶器盗窃入罪，细致了法律网线，严密法网，较好地实现对犯罪的打击和预防相结合，有利于增强人民群众出行的安全感，但在司法实践中，要紧扣法条，依托法理，要正确有效的适用刑法，该入罪的坚决入罪，不该入罪的不能入罪，该认定为未遂的应认定为未遂，不能作泛化的理解，违背法律轻缓化、历而不严的发展趋势。
作者：沭阳法院 袁征
对要约构成要件中的相对人的初步探讨
徐州师范大学法律政治学院 02法学（3）班 刘炳杰
[内容摘要]：目前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加强和国内统一市场的初步形成中已经暴露出来了种种新的现象，而我国原有的关于要约构成要件中的对相对人的理论研究过于简单，将来有可能会不适应。为了发展需要，所以现在有必要对这一理论做进一步的深入研究，以适应日新月异的现实生活。在本文中，笔者对我国现有的法律中关于法人变更的情况的不同规定的分析，希望能够初步对变更后的法人是否仍然能够视为原有的特定人未变？变更后的法人能否享有和承担原来法人权利义务？从而引发出一个命题——变更后的法人是否有权对变更前法人法人收到的要约承诺？
[关键词]：要约、要约的构成要件、相对人、法人的变更
一、引言
合同的订立，是指缔约人为意思表示并达成合意的状态。它描述的是缔约各方自接触、洽商直至达成合意的过程，是动态行为与静态行为的统一体。该动态行为包括缔约各方的接触和洽商，由要约邀请、要约、反要约诸制度规范和约束，产生先合同义务及缔约过失责任。静态协议是指达成合意，合同条款至少是合同的主要条款已经确定，各方享有的权利义务得以固定，其中，承诺、合同成立要件和合同条款等制度发挥作用。①理论上一般认为合同订立的一般程序是包括要约（有些法学专著中也有称之为发价、发盘、出盘、报价等）与承诺（也有人称之为接盘）。
关于要约的含义，各国立法和学理解释并不完全相同。有英国学者认为：“要约，实际上是要约人做什么事或不做什么事的一种许诺”。②根据《第二次合同法重述》第24条的规定，要约是对即时进行交易的愿望的表达，这一表达能使一个通情达理处于受要约人地位的人相信，他或者她只要对该要约表示同意，即接受该要约，就可进行这一交易。③在大陆法系国家，各国民法典一般未对要约的定义作出界定，而合同法学者一般将要约纳入法律行为的范畴，将要约看成是当事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④在法国合同法中，广义的要约包括一切订立合同的建议，即以确定的条件订立某一特定合同的明确提议。⑤
尽管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对要约的解释使用了不同的术语，但仔细分析仍然有共同之处。一是大陆法系依其所创设的法律行为体系，将要约看成是一方当事人希望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只要要约人将其内心订立合同的意思通过一定形式表示出来，即发出要约，就表明其有订立合同的愿望；而英美法用允诺来界定要约，而这种允诺是要约人做某事或不做某事的意思表示，也表明要约人有订立合同的愿望。二是大陆法认为要约是要约人向受要约人提出的包括合同成立的主要条件，希望受要约人接受以成立合同，而英美法认为要约是一种允诺，是要约人向受要约人所作的表示，它是以做某事或不做某事为条件的。二者在实质上，都反映出要约明确表示订立合同的愿望并提出合同成立的主要条件这两个最本质的内容。两大法系的要约定义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各有其合理性。
但是，由于两大法系的法律传统和体系存在差异，所以对要约的理解也有不同。一是大陆法认为要约是一种意思表示，具有法律意义，一经受要约人承诺，合同就成立，要约是订立合同的一个环节或要素。而英美法认为要约是一种允诺，它不单纯表明要约人愿意交易的愿望，而且也意味着要约人愿意接受一定条件的拘束，即在要约的有效期内，要约人不得擅自撤销或变更要约。二是在商业实践中，大陆法对要约的注意力集中于意思表示上，向谁发出要约，即表明愿意与谁缔结合同，故要求要约的对象特定，这种作法有益于交易安全。而英美法对要约的注意力放在允诺上，允诺意味着要约人受其约束，放弃不与其他人交易的权利，故不考虑该允诺的对象是否特定，这种作法有利于交易便捷。
一些研究英美合同法的学者也接受了大陆法学者关于要约的定义。⑥或者在其著作中对两大法系学者关于要约的定义交替使用。⑦这说明两大法系关于要约的概念已出现认识统一的趋势。
关于要约的构成要件，英国合同法的基本要求有三个方面：1.必须明确表示有订立合同的意思；2.要约的内容必须确定；3.要约必须送达。⑧按照美国《第二次合同法重述》的规定，要约应当符合以下条件：1.要约的目的是进行交易；2.要约包含了立即订立合同的意图；3.要约会被通情达理的第三人视为订立合同的建议。⑨在法国合同法中，要约必须具备以下两个条件：1.要约必须表明要约人订立合同的决心；2.要约的内容应包括合同的基本因素。⑩《欧洲合同法原则》（1998年7月修订）第201条对要约的构成要件作了具体的规定：“一项建议一旦符合下列要件即构成要约：1.它意欲在对方承诺后即形成合同；2.它含有相当确定的条款以形成合同。”《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第14条第1款规定：“向一个或一个以上特定的人提出的订立合同的建议。如果十分确定并且表明发价人在得到接受时承受约束的意旨，即构成发价。”《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第2.2条也规定：“一项订立合同的建议，如果十分确定，并表明要约人在得到承诺时受其约束的意旨，即构成要约。”
中国《合同法》第14条规定：“要约是希望和他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该意思表示应当符合下列规定：（一）内容具体确定；（二）表明经受要约人承诺，要约人即受该意思表示的约束。”该界定采纳了大陆法系民法对要约的传统见解。所以，我国理论界大多认为要约的成立需要具备以下五个要件：1.要约必须是特定人所为的意思表示；2.要约必须是向相对人发生；3.要约必须具有缔结合同的目的；4.要约的内容必须具体确定和完整；5.要约必须表明要约人在得到承诺时即受其约束的意旨。在本文中因为限于篇幅，笔者仅想对我国要约的构成要件中的第二个构成要件进行初步的探讨。
笔者之所以想对相对人的构成要件进行探讨，是因为在目前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加强和国内统一市场的初步形成中已经暴露出来了种种新的现象，而我国原有的关于对相对人的理论研究过于简单，将来有可能会不适应为了发展需要。所以现在有必要对这一理论做进一步的深入研究，以适应日新月异的现实生活。
二、正文
一、传统关于相对人的理论研究的成果
我国理论界的传统观点认为，要约必须向特定的人发出，但是合同法中又规定，某些商业广告也可充当要约，从而使受要约人也可以是不特定人，只需在一般社会观念足以确定当事人范围即可。但是为了减轻要约人负担,避免一物二卖，原则上要约仍应向特定的人发出。从以上不难看出，我国传统观点对相对人的研究是不够深入的。
二、现实变化对传统研究的发难
正如上文所说，当今世界正处于经济全球一体化的趋势中，而我国也正面临着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中，所以，我国（笔者甚至认为还有其他国家也与中国一样）面临着经济主体因为一些因素的变化而处于变动中，而对于这中现象，笔者认为正是触发对传统相对人理论进行重新认识和研究的原动力。
我们假设一下，当甲公司向乙公司发出要约，而在承诺期间内，受要约人乙公司因为公司变更（具体可以包括合并、分立、组织形式的变更、以及其他的重要事项的变更），那么此时甲公司原先发出要约的对象是否是变更后的“乙”公司？从甲公司当初选择乙公司的出发点考虑，甲公司无非是因为出于对乙公司信用和财力等诸多因素的考虑。而在承诺期间内，受要约人乙公司因为公司变更而变成“乙”公司后，变更后的“乙”公司是否还符合要约人甲公司当初的选择的条件？我想这是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的。如果变更后的“乙”公司财力更加雄厚、信用比以前无损的话，那么，我想这是皆大欢喜的，在现实生活中也不会引起纠纷的。但是，如果变更后的“乙”公司财力有所减损或信用度降低，抑或者两者都同时发生了，那么此时的甲公司还愿意选择“乙”公司作为受要约人吗？
上述只是笔者举的一个常见的简单例子，下面笔者想根据我国现有的法律中关于法人变更的情况（因为当今经济社会中法人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本文暂时先讨论法人变更）
对于要约中对相对人的认定。从理论上讲法人的变更必然会导致前后法人的不一样，所以变更后的法人必然不是先前要约人所选择的特定的受要约人，但是，为促进经济的发展和保护善良变更后的法人及要约人的合法利益，法律还是有必要对这些问题做一些规定的。
法人的变更是指法人在存续期间内所发生的法律人格、组织、宗旨等重大事项的变化。具体有以下几种，对此，笔者想对应每种情形做初步探讨。
（一）、人人格的变更
法人人格的变更又称为法人的改组，它包括法人的合并和分立。
1、一般认为，法人的合并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法人根据法律的规定或合同的约定变为一个法人的现象。具体而言，合并又分为两种形式；一是新设合并，即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法人合并为一个新法人，同时原法人人格全部消灭，此时原法人的权利义务全部由新法人享有和承担；二是吸收合并，即一个或多个法人归入到一个现存的法人之中，被合并的法人人格消灭，存续的法人人格依然存在，此时被合并的法人权利义务由承续的法人享有和承担。
但是，笔者对于一般认为的法人的合并后，原来法人权利义务由现存的法人或承续的法人享有和承担的观点不敢完全苟同。理由是变更后的法人的财力、信用度也有可能变更，如果此时还遵守原有的理论将有可能对要约人不利。本人的观点是应该一分为二来处理：
（1）、财力未降低（或是有所增加的）而且信用度也未有降低的，此时变更后的法人可能为接受要约做了很多前期工作，为了保护变更后的法人的合法权益和促进交易的达成，我们可以仍然视为原有的特定人未变，则权利义务由现存的法人或承续的法人当然享有和承担。
（2）、如果变更后的法人的财力减少或信用度降低，抑或是两者都有所降低，此时，就不能说原有的特定人未变，而是原来法人权利义务不能由现存的法人或承续的法人享有和承担。当然，如果要约人认可的又另当别论。
2、法人的分立是指一个法人分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法人的现象，法人分立的形式也有两种：一是创设式分立，即一个法人分成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法人，原法人消灭；二是存续式分立，也称为兼并，即原法人存续，并分出一部分财产设立新法人。几个法人分了一部分财产共同成立一个或几个新法人也属于存续式分立的情形。
对于创设式分立，笔者认为此时的认定仍应该遵守上面的规则。
（二）、法人组织形态的变更
法人组织形态的变更是在不消灭法人人格的前提下，法人从一种组织形态转为另一种组织形态的现象，法人组织形态的变更往往导致法人的责任形式、权利义务等变化，因此，各国对法人组织形态的变更多采取限制。比如各国公司一般规定无限公司可以变更为两合公司，但不可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组织形态的变更也应当符合法律规定的程序。
对于这种情形，笔者认为变更后的法人不能视为未变更，因为法人组织形态的变更法人信用度和财产的变更，此时就应该保护要约人的合法权益，此时原来法人权利义务不能由现存的法人或承续的法人享有和承担。当然，如果要约人认可的又另当别论。
（三）、法人宗旨的变更
法人宗旨的变更也称为法人目的的变更，是指法人所从事事业发生变化的现象，在企业法人中，它主要是指企业经营范围的改变。法人宗旨的变更不会影响法人的人格，但它会直接导致法人民事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的改变。
所以笔者认为对于该种情况不能够视为前后法人未变更，此时原来法人权利义务不能由现存的法人或承续的法人享有和承担。当然，如果要约人认可的又另当别论。
另外，法人的变更还包括法人名称、住所、注册资金、法定代表人的改变等，这些变更后如何认定前后法人是否变更的问题，笔者认为仍应该遵守上述原则。
三、小结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在认定变更后的法人是否有权对变更前法人接受的要约进行承诺要综合考虑。尤其要考虑变更后法人的财产与信用度的变化给双方可能造成的影响。同时还要考虑双方的合法权益的保护问题和国家作为市场宏观调控的主体所承担的尽可能促进合同的成立的角色，从而促进经济的发展。
[注释]：
①魏振瀛主编：《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P.387。
②[英] 阿蒂亚：《合同法概论》（中译本），法律出版社，1980年版，P.41页。
③王军编著：《美国合同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P.38-39。
④周林彬著：《比较合同法》，兰州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P.147。
⑤尹田编著：《法国现代合同法》，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P.43。
⑥“要约，乃以缔结契约为目的向他人所为之意思表示。”参见杨桢著：《英美契约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P.30；“要约是通过文字或行为对自愿参加订立具有法律约束力合同的一种正式通知，而且它在其提出的条款中明确地或隐含地表明，当接受要约的一方当事人通过行为，放弃行使某些权利或答复表示已接受其要约时该要约即开始对要约人有约束力。”参见：[英] 盖斯特著：《英国合同法与案例》，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P.27。
⑦最典型的是何宝玉在其著《英国合同法》的“要约简述”的问题中，第一段有“所谓要约，实际上是要约人为某种行为或者不行为的一种许诺。”第三段又说要约“是当事人以缔结合同为目的而作出的意思表示。”参见该书P.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