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辽宁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办法》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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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辽宁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办法》的决定
辽宁省人大常委会
辽宁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辽宁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办法》的决定
2011年9月29日辽宁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
辽宁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定对《辽宁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办法》作如下修改:
一、增加一条，作为第二条：“代表不脱离各自的生产和工作。代表出席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参加闭会期间统一组织的履职活动，应当安排好本人的生产和工作，优先执行代表职务。”
二、将第二条改为第三条，修改为：“代表应当按时出席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
“代表在出席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前，应当采取多种方式开展调查研究，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建议，为会议期间执行代表职务做好准备。
“因健康等特殊原因不能出席会议的代表，应当在会议召开前，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乡（含民族乡，下同）、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提出书面请假报告，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或者其委托的副主任，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或者副主席批准，并通知代表。每次人民代表大会闭幕前，由大会主席团将未请假或者请假未经批准的缺席代表名单印发各代表团。
“代表未请假或者请假未经批准，两次不出席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的，其代表资格终止，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通知代表原选举单位或者原选区，并予以公告。
“代表在会议期间因健康等特殊原因不能继续出席会议的，应当按照规定请假，经代表团团长同意，报大会秘书长或者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或者副主席批准。”
三、将第三条改为第四条，修改为：“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议，选举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副主席，人民政府领导人员，人民法院院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以及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代表有权依法书面联名提出候选人。代表联名提出的候选人，应当与主席团提出的候选人一起由大会主席团提交代表酝酿、讨论后，进行选举。”
四、增加一条，作为第五条：“代表在审议议案和报告时，可以向本级有关国家机关提出询问。有关国家机关应当派负责人或者由其委托的负责人员在会议期间回答代表的询问。”
五、将第六条改为第八条，修改为：“代表在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期间或者闭会期间，可以书面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或者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提出对各方面工作的建议、批评和意见。建议、批评和意见应当明确具体，注重反映实际情况和问题。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或者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应当及时将代表的建议、批评和意见交有关机关和组织研究处理。有关机关、组织应当认真研究办理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并自交办之日起三个月内答复。涉及面广、处理难度大的建议、批评和意见，应当自交办之日起六个月内答复。同时将办理情况抄报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或者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
“代表对答复不满意的，可以提出意见，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或者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交有关机关和组织依照上款规定再作研究处理。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应当定期对代表提出的建议、批评和意见的办理情况进行督促、检查。”
六、将第七条改为第九条，修改为：“代表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应当根据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参加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组织的代表活动。因健康等特殊原因不能参加活动的，应当书面向组织活动的机关请假。
“县级以上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可以参加下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组织的代表活动。”
七、将第八条改为第十条，修改为：“代表在闭会期间的活动以集体活动为主，以代表小组活动为基本形式。
“代表在本级或者下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协助下，可以按照便于组织和开展活动的原则，综合考虑代表的居住状况、所从事的专业和行业特点，组成代表小组。代表小组组长、副组长由代表推选，代表小组活动由组长、副组长召集。代表小组活动一年不少于两次。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应当重视代表小组长的履职学习，充分发挥代表小组长的作用。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应当为代表小组开展活动提供相对固定的活动场所，其建设和运行经费纳入本级人民政府财政预算。
“县级以上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可以参加下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代表小组活动。”
八、将第九条改为第十一条，修改为：“代表小组活动的主要内容：
“（一）学习、宣传宪法、法律、法规、政策及本级和上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的决定、决议；
“ (二)围绕法律、法规、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决议、决定贯彻实施情况，进行调查、视察；
“（三）联系人民群众，走访选民，听取并收集他们的意见、建议和要求；
“（四）学习和交流执行代表职务的经验；
“（五）参加本地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组织安排的其他活动。”
九、将第十条改为第十二条，修改为：“代表根据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的统一安排，对本级或者下级国家机关和有关单位的工作进行视察。代表也可以持代表证就地视察。
“代表视察时，除按照统一安排集中视察外，可以采取召开座谈会、走访人民群众等多种方式广泛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
“被视察单位应当认真接待视察的代表，如实介绍情况，提供有关材料，听取代表意见。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统一组织的代表视察及代表持证就地视察结束后，各视察组或者代表应当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提交视察报告。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受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托，组织上级代表视察后，应当及时将视察报告报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十、增加一条，作为第十三条：“代表参加视察、专题调研活动形成的报告，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事机构转交有关机关、组织。对报告中提出的意见和建议的研究处理情况应当向代表反馈。”
十一、增加一条，作为第十四条：“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根据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统一安排，对本级或者下级国家机关和有关单位的工作进行视察时，可以约见本级或者下级国家机关和有关单位负责人，由常务委员会代表工作机构负责联系安排。在七日内，将联系安排情况告知代表本人。被约见的国家机关和有关单位负责人或者由其委托的负责人员应当认真听取代表的建议、批评和意见，并在三十日内将办理情况书面答复代表本人，同时将有关情况书面报告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
十二、将第十一条改为第十五条，修改为：“县级以上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可以应邀列席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参加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织的执法检查和其他活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省、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可以列席原选举单位的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并可以应邀列席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会议和原选举单位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会议。”
十三、删除第十二条。
十四、将第十三条改为第十七条，修改为：“代表受原选区选民或者原选举单位的监督。
“代表应当采取多种方式经常听取人民群众对代表履职的意见，回答原选区选民或者原选举单位对代表工作和代表活动的询问。
“由选民直接选举的代表应当以多种方式向原选区选民报告履职情况。
“代表不在原选区居住或者不在原选举单位所在地工作的，每年至少应回原选区或者原选举单位参加一次代表活动。”
十五、增加一条，作为第十八条：“代表应当正确处理从事个人职业活动与执行代表职务的关系，不得利用执行代表职务干涉具体司法案件或者招标投标等经济活动牟取个人利益。”
十六、将第十四条改为第十九条，修改为：“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非经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许可，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非经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许可，不受逮捕或者刑事审判。如果因为是现行犯被拘留，执行拘留的机关应当立即向该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或者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告。
“对县级以上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如果采取法律规定的其他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应当经该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或者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许可。
“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或者常务委员会受理有关机关依照本条规定提请许可的申请，应当审查是否存在对代表在人民代表大会各种会议上的发言和表决进行法律追究，或者对代表提出建议、批评和意见等其他执行职务行为打击报复的情形，并据此作出决定。
“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如果被逮捕、受刑事审判或者被采取法律规定的其他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执行机关应当立即书面报告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在乡、镇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执行机关应当立即书面报告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并由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向下一次人民代表大会报告。”
十七、将第十五条改为第十六条，修改为：“参加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有关部门或者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召开的会议、组织的各项活动及代表小组活动的时间，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一年不少于二十天，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一年不少于十五天，县、乡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一年不少于十天。”
十八、将第十六条改为第二十一条，修改为：“代表出席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应邀列席人民代表大会的各种会议、参加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组织的代表活动，代表所在单位必须给予时间保障，提供必要的便利条件，按正常出勤对待，享受所在单位的工资和其他待遇。
“无固定工资收入的代表执行代表职务，根据实际情况由本级财政给予适当补贴。”
十九、将第十七条改为第二十二条，修改为：“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代表的活动经费，每年由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办事机构或者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根据代表活动的实际需要制定计划，由本级人民政府列入年度财政预算，由财政部门专项拨付。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活动经费专款专用，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工作机构或者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管理。”
二十、将第十八条改为第二十条，修改为：“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应当采取多种方式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保持联系，组织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受委托的上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开展活动，扩大代表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组织活动的参与。”
二十一、将第十九条改为第二十三条，修改为：“一切组织和个人都必须尊重代表的权利，支持代表执行代表职务。
“有义务协助代表执行代表职务而拒绝履行义务的，有关单位应当予以批评教育，直至给予行政处分。
“阻碍代表依法执行代表职务的，根据情节，由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或者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条的处罚规定；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代表依法执行代表职务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对代表依法执行代表职务进行打击报复的，由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机关责令改正或者给予行政处分；国家工作人员进行打击报复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二十二、将第二十条改为第二十四条，修改为：“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议的时候，主席团或者十分之一以上代表联名，可以提出对由该级人民代表大会选出的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罢免案。在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或者常务委员会五分之一以上组成人员联名，可以向常务委员会提出由该级人民代表大会选出的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罢免案。
“对于县级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原选区选民五十人以上联名，对于乡级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原选区选民三十人以上联名，可以向县级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罢免要求。
“罢免案、罢免要求应当写明罢免理由。被提出罢免的代表有权依法提出申辩意见。
“表决罢免要求，由县级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派有关负责人员组织原选区选民讨论和表决。表决对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罢免要求，可以由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副主席协助进行。
“罢免代表的决议，须报送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公告。”
二十三、将第二十一条改为第二十五条，修改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省、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可以向选举他的人民代表大会的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辞职。常务委员会接受辞职，须经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的过半数通过。接受辞职的决议，须报送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公告。
“县级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可以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辞职，乡级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可以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书面提出辞职。县级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接受辞职，须经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的过半数通过。乡级的人民代表大会接受辞职，须经人民代表大会过半数的代表通过。
“接受辞职的，应当予以公告。”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辽宁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办法》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改，并对条款顺序作相应调整，重新公布。
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鼓励在厦设立科技研发机构办法的通知
福建省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鼓励在厦设立科技研发机构办法的通知
厦府办〔2010〕301号
各区人民政府，市直各委、办、局：
《厦门市人民政府鼓励在厦设立科技研发机构的办法》已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二O一O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此件主动公开）
厦门市人民政府鼓励
在厦设立科技研发机构的办法
第一条 为增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促进产业升级、结构调整和生产方式转变，推进厦门国家创新型城市建设，充分利用国内外研究开发资金和技术资源，发挥科技人才作用，支撑厦门产业发展和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依据《厦门经济特区科学技术进步条例》等相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科技研发机构是指国内外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在本市新设立的科技研究开发机构（简称“研发机构”）。
第三条 在厦设立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研发机构，应依法向有关行政管理机关办理登记注册，取得法人营业执照。
研发机构按企业分支机构或区域性研发中心设立的非独立法人的研发机构，应依法向有关行政管理机关办理登记手续。
第四条 申请确认的研发机构应符合以下条件：
（一）在自然科学及其相关领域内从事应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科技成果转化、高新技术研究、社会公益性科学研究及技术开发和试验工作。
（二）有明确的研究开发方向，符合国家及本市的技术政策和产业政策，有固定的场所、仪器设备及其它必需的研发条件。其中研发用房200平方米以上，设备总额500万元以上。
（三）研发机构的总人数50人及以上，其中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的科技人员人数占机构总人数的比例不低于75%；从事研发活动人员人数占机构总人数的比例不低于60%。
（四）研发机构年技术性收入占总收入50%以上。研发机构总支出应主要用于研发相关的活动，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研发机构，其研发经费投入应占总收入20%以上。
设立非独立法人研发机构的国内外企业，其研发经费应占企业销售收入的比例符合以下要求：
1、最近一年销售收入小于5000万元的，比例不低于8%；
2、最近一年销售收入在5000万元至20000万元的，比例不低于6%；
3、最近一年销售收入在20000万元以上的，比例不低于4%。
第五条 研发机构的确认，由市科技行政主管部门受理，需提交以下材料：
（一）厦门市科技研发机构确认申请书。
（二）有关行政管理机关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或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备案专用章）。
（三）研发机构章程。非独立法人的研发机构，应出具组织机构有关材料。
（四）研发场所和仪器设备等有关证明。
（五）当年研发投入的专项财务审计报告。
（六）本科及以上学历的主要科技人员的学历证明复印件。
市科技行政主管部门自接到上述材料后，15个工作日内完成确认工作。凡符合条件的，给予颁发《厦门市科技研究开发机构证书》。
第六条 经确认取得《厦门市科技研究开发机构证书》的研发机构，通过以下措施享受相关扶持政策。
（一）在本市新设立的研发机构，按其新增研发设备等实际投入额的30%予以补助，在建设期3年内拨付完成，其中：
1、总投入1亿元以上（包含1亿元）且新增研发设备投入占总投入20%以上的，补助金额可高达1000万元；
2、总投入5000万元（包含5000万元）～1亿元且新增研发设备投入占总投入20%以上的，补助金额可高达500万元；
3、总投入2000万元～5000万元且新增研发设备投入占总投入20%以上的，补助金额可高达300万元。
对于提供开放式服务的公共实验室、公共技术平台、产业技术联盟、公共信息平台等公共技术服务平台服务的研发机构，经考核评估后，在以上补助的基础上，追加10% 的补助比例。
（二）在本市新设立的研发机构，市有关部门应予以优先立项，市国土资源与房产管理部门根据相关土地使用政策给予优先保障。
（三）鼓励研发机构研究开发拥有发明、实用新型专利技术、安全技术和高新技术成果，以及与高校、企业和其它研发机构合作研究开发新技术、新产品，申报市级各类科技计划项目，将优先立项给予科技经费重点支持，并优先推荐上报国家各类科技项目。
（四）鼓励研发机构申请厦门市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经认定符合高新技术企业标准的研发机构按规定享受国家和本市现行高新技术企业财税扶持政策。
（五）鼓励并优先支持研发机构参与市科技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实施或委托的科技研究开发计划和科技成果转化项目竞标，积极承接社会组织及个人委托的科技开发项目。
（六）鼓励研发机构积极创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企业技术中心和重点实验室，申请确认厦门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厦门市企业技术中心和厦门市重点实验室资格。
（七）鼓励研发机构与本市其它研发机构、高等院校及企业进行多种形式的合作，向社会开放其实验室、研究中心、试验基地，提供有偿服务。研发机构依照有关规定为本市孵化器在孵企业提供服务的，可申请经费资助。
（八）鼓励研发机构积极申请国内外专利，依法保护其知识产权，并可给予一定的专利申请费和专利维持费补贴。
（九）研发机构在本市辖区内完成的发明、发现和其它科技成果，可优先推荐参与厦门市组织的各类奖项的评奖，其研发人员可以按照厦门市职称评审的有关规定参加职称评定。
（十）对我市研发机构引进的高级专业技术人才，按市政府相关规定，给予：
1、符合引进人才有关文件规定条件的，可申请引进人才经济补贴或者人才住房，并在子女就学、配偶就业、户籍迁入等方面，享受相关优惠政策。
2、赴国（境）外培训纳入本市人才培养计划，并提供便利。
3、根据国家和省市有关规定，享受我市相应医疗待遇。
4、因公出国赴港澳台申请予以优先办理。
（十一）对为本市科技进步、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研发机构和有关人员，优先推荐参与本市的评选活动并按有关规定予以表彰，授予荣誉称号。
（十二）对我市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发挥特别重大作用的研发机构，采取一事一议的原则，加大扶持力度。
第七条 经确认的研发机构每年底应向市科技行政主管部门提交统计报告，每两年复核确认一次。对逾期未复核或复核未通过的研发机构，不再享受相关扶持政策。
第八条 研发机构提供的有关申请、复核材料应真实可靠。凡提供虚假材料的，经核实后，追回相关证书和补助资金，不再享受相关扶持政策。
第九条 本办法由市科技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30日后施行。
浅析行政诉讼中的举证责任
王能干 (QQ:28532012;Mail:xbgx@163.com)
行政诉讼的举证责任是指在行政诉讼中，当事人应当举出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否则，将承担败诉风险及不利后果的制度。根据我国的《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二条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关于证据的规定》）第一条的规定，“被告对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被告应当在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起十日内，提供据以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全部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被告不提供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证据的，视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没有相应的证据。”《关于证据的规定》第二条至第九条还分别对哪些情况下原告和被告应当提供证据以及收集证据时应当遵守的规定。按照《行政诉讼法》及《关于证据的规定》可以看出，我国的行政诉讼关于举证责任实行的是有限制的“谁主张、谁举证”的规则，和民事诉讼相比有较大的差别，与国外的举证责任制度也存在着不同点。下面，笔者试图结合这些不同点，对我国行政诉讼中的举证责任进行粗浅的分析。
一、我国行政诉讼中举证责任的特征
有学者认为，“谁主张、谁举证，是行政诉讼责任的规律性分担规则。”按照这种规则，“当事人只要提出某种诉讼主张，就有责任举证。当事人提出诉讼主张，但是提不出证据，或证据之证明力度不够，通常说来，当事人多半败诉。即当事人肯定或可能多半败诉。”（见《行政诉讼原理及名案解析》第542页，刘善春著，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
但是也有学者认为，“谁主张，谁举证”不是证明责任分配原则，因为在民事诉讼中根据《民事诉讼法》第64条第1款的“谁主张，谁举证”的规定，仅仅是对提供证据意义上的举证责任的规定，不是关于结果责任意义上的证明责任的规定。由于举证责任分配是指对结果责任的分配，《民事诉讼法》第64条的规定根本不是我国举证责任分配的一般原则，流行的观点将“谁主张，谁举证”作为我国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并予以指责，实际上是无的放矢，弄错了对象。按照这种理解，“谁主张，谁举证”是提供证据的原则，因而在行政诉讼中只能将其作为提供证据的规则而不是举证责任的分担规则来适用。
由于我的行政诉讼法起步较晚，很多理论是直接脱胎于民事诉讼法的。但是，在举证责任制度上，则又有别于民事诉讼法，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体系。不管是将“谁主张，谁举证”理解成举证责任分担规则，还是将其理解成提供证据的规则，重要的一点就是，在行政诉讼中举证责任对诉讼的后果有着直接的关系，最终影响到审判的结果，也就是承担败诉的风险。按照德国学者莱奥.罗森贝克的观点，“在任何诉讼中，法官的任务均是如何将客观的法律适用于具体的案件。”“当事人对事件的事实过程的阐述不可能达到使法官获得心证的程度的情况。法院几乎每天都出现这样的情况，不仅民事法庭、刑事法庭如此，行政法庭也同样如此。”（见莱奥.罗森贝克著《证明责任论》第1页，庄敬华译，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
由于当事人在法庭上对争议的事实之陈述均是事后的陈述，法官没有亲临现场，也不可能亲临现场，因此对于法官的裁决具有重要意义的事实，如果既不能查明已经发生，也不能被查明没有发生，在这种情况下，法官不能因为对事实问题怀有疑问而使有关的法律问题不予裁决，要么对请求的法律效果已经发生予以肯定，要么对该效果未发生予以否定。此时，证明责任规则就会在这个问题上作出回答。
在行政诉讼中，争议的双方一方是原告，即具体行政行为中的行政管理相对人，另一方是被告，即具有行政权能的行政主体。其争议的焦点不外乎原告对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或者对被告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法律不服，再就是对被告的行政不作为行为不服。如果证明责任规则确定了争议双方各自在提供证据证明自己主张上的责任，那么依据该规则就能很好地使法官对争议的事实有一明确的处断，较快地对争议作出准确的裁决。
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所规定有限制的“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规则具有如下特征：
1、行政诉讼的举证责任主要由被告承担。被告首先要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承担举证责任，必须举出事实根据和法律根据来证明具体行政行为合法，如果不能证明自己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合法，则无须原告证明其行为违法，被告就承担败诉的法律后果。这一特征和民事诉讼的举证责任规则是有较大的不同的。比如在民事诉讼中，原告起诉被告，要求被告偿还所欠的债务。此时原告必须举出证据，证明双方债务之存在，且被告未予偿还的事实。对于被告来说，如果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债务之不存在或者已经偿还了债务的事实，则必定要承担败诉的法律后果。对于原告的主张，原告必须承担举证的责任，对被告亦如此。而在行政诉讼中，则主要由被告来承担，主要体现在被告应提供证据证明自己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前提事实的存在，且要提供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法律依据。如原告甲对被告某公安局对其给予行政拘留的行政处罚不服，向人民法院起诉。则某公安局应对甲存在违法的事实提供证据证明，并且亦应向法院提供处罚的法律依据。如果公安局逾期不提供证据，或者无法提供证据，则法院不应要求甲来证明违法的事实是否存在，直接可以据此裁决公安局败诉。
2、在行政诉讼中，原告亦应当承担一定的举证责任。在《行政诉讼法》中对原告的举证责任问题并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但在《关于证据的规定》第四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其符合起诉条件的相应的证据材料。”同时，在起诉被告不作为的案件中，原告应证明其提出申请的事实。因为不作为案件是行政管理相对人以行政机关拒绝、不予答复、拖延或没有有效履行职责为由而提起诉讼的案件。在此类案件中，行政相对人的申请是行政机关实施一定行为的前提，没有申请行为，行政机关拒绝、拖延等不作为行为当然无从谈起。因此原告应当提供其在行政程序中曾经提出申请的证据材料。当然，对于行政不行为案件的诉讼，并不一定会对行政主体的不作为行为产生败诉的结果。比如，公民申请行政奖励的行为，行政主体在法定的期限内没有给予答复是一种不作为行为，但法院的判决结果可能是行政主体败诉，但不必然的会要求行政主体作出给予公民某种行政奖励的具体行政行为。因为有些依申请的行为会产生特定的法律后果，如行政许可的申请，但有些则要视法律的规定条件而论，不是一经申请，当然的获得预期的法律后果。在行政诉讼中，原告的所负的这种举证责任，有的学者又把它称为初步的证明责任，因为这种初步的证明责任只是体现在诉讼的开始阶段，一旦案件进入到实质阶段，就要依据被告承担主要的举证责任来确定双方在提供证据方面的义务了。
二、我国确定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分配规则的理由
刚才分析了举证责任分配规则的特征，可以知道在行政诉讼中，被告应承担主要的举证责任，原告应承担初步的举证责任。那么，确立这种举证责任分配规则的理由是什么呢？综合起来有以下几点：
1、行政主体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必须依据一定的行政程序规则，而这种行政程序规则从流程上来讲，首先是行政主体在进行调查或作出行政处理或行政处罚行为之前，应当向相对人出示履行职务的证明，表明其有权从事该项活动其次应当将有关的事项告知相对人，接着是在作出一项决定或裁决前，应当查明事实、收集证据，使用诸如询问证人、查帐、鉴定、勘验等各种方法，必要时，在作出不利于相对人的决定之前，还应当听取相对人的意见。只有当前述程序妥当之后，行政主体才可以向行政相对人说明作出某项决定的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之后，最终作出裁决。这种先取证后裁决的行政程序规则决定了被告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前，应当已取得充分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否则必然是违反法定程序或滥用职权。当原告因具体行政行为与被告发生争议而进行行政诉讼后，由被告提交其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所依据的事实和法律依据，以证明其所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仅是合法的，也是合理的。如果没有证据证明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则从法律上就可以推断该具体行政行为的不合法性。当然这里面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是因为其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前应当有义务收集事实证据和法律依据，并予以保存。一旦对具体行政行为提起诉讼的期限已过，行政主体是否还应当将这些证据予以保留？换句话说，在某种情况下，如果行政相对人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特殊情况耽误了起诉期限，后在不可抗力或者其他特殊障碍消除后向人民法院申请延长起诉期限，并获得人民法院的同意，而行政主体却不知道此种情况的存在，误以为行政相对人错过了起诉期限，因此没有必要保留原告的证据。此时的诉讼显然对行政主体不利，该如何解决？法律并无明确的规定。按照行政行为的公定力，只要是行政行为，不论存在着什么样的瑕疵，在被依法消灭前都具有公定力。即使行政行为具有重大而且明显的瑕疵，也并不是任何人有权、有能力加以辩认的，而只能由有权并且有能力辩认的国家机关来判断并加以否定。因此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虽然被告有主要的举证责任，如果因起诉期限的延误，而造成证据之丧失，亦不应判定由被告承担败诉的结果，否则就与法的最基本原则－公平原则背道而驰。
2、原告在行政法律关系中的弱势地位决定了其无法承担主要的举证责任，而只能承担初步的举证责任。这种弱势地位的形成主要是因为具体行政行为是行政主体单方面的职权行为，享有其他人所没有的单方面调查、收集、保存和使用各种证据的职权，是否拥有和拥有多少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所需要的证据，只能由行政机关来证明。在大多数情况下，原告很难或者完全不能占有关于具体行政行为的足够证据。原告在行政管理中，处于被管理者和被支配者的地位，无法全面收集到认为具体行政行为违法的证据。同时，部分专业性、技术性较强的行政案件中，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需要借助于专门技术人员通过技术检测手段才能确定，而原告则缺乏被告所具有的条件来发现、保存、收集所需要的证据。当然这种弱势地位只是一种相对性的，在具体法律行为中因为法律规定而形成的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之性质所决定的，在举证方面能力大小的不平等，与原、被告的经济地位、机构性质、组织差异没有必然的相关性，具体到某一个行政诉讼案件中，原告可能是拥有雄厚经济实力的跨国公司，被告则可能是只有区区几人的行政机构。行政诉讼之所以在举证责任的分担上偏向于原告，仅仅是由于具体行政行为中行政法律关系的双方职权的不平等。需要注意的是，用一种不平等的手段去掩盖另一处不平等的事实，并不会带来更大的平等。因此，我国的行政诉讼法在举证责任的分配上并没有完全采取由原告或被告一方来举证的做法。只有双方互有举证的义务，共同向法庭举证、质证，并且根据法律要件的不同（或者不同的具体行政行为的性质）来确定证明责任的分配，才能确保实质的平等，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形成了有限制的“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则。
三、现行行政诉讼法所规定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则之益处
1、有助于对处于弱势地位的原告合法权益之保护。面对拥有行政职权的强大的行政机关，原告总是处于弱势。因此，《关于证据的规定》通过证据规定加强对弱势方的保护，如举证责任的分配不同，举证时限的最后期限定有差异，取证限制不同，不仅被告及其诉讼代理人不能自行向原告和证人收集证据，而且只有原告、第三人才可以申请法院调取证据，原告、第三人不仅可以对法院委托的鉴定部门作出的鉴定结论申请重新鉴定，对被告据以认定案件事实鉴定结论也可以申请重新鉴定，被告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而需要依法缺席判决的，被告提供的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行政执法人出庭作证以及主要是针对行政机关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充分体现了对原告合法权益的保护，对弱势方保护的倾向明确、清晰，显然，这些规定，对于营造良好的行政审判环境，保护诉权，体现法律平等精神，会起到积极有效的作用。
2、有助于规范证据的提供、调取、质证、认证等活动，使之更加容易操作。实践表明，仅仅依靠行政诉讼法有关证据规定的原则性规定运用证据，很难操作，几年来，我国各地人民法院陆续制定了适合本地区适用的证据规则，但是各地的规定不统一、不规范，《关于证据的规定》的颁布结束了这种“各自为战”的混乱局面，在提供证据的要求上，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材料的和条件上，法院委托调查的程序上，证据保全的申请及措施上，质证的对象、顺序、证人作证及认证等诸多问题上都作了详尽的规定，从而使证据的运用更加规范、更易于操作。
3、有助于对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关注与保护。近年来，通过行政诉讼来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呼声渐高，《关于证据的规定》充分考虑了这种趋向。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条款的规定上：一是对当事人无争议，但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事实，人民法院可以责令当事人提供或者补充有关证据；二是证据涉及国家秘密的，由法庭予以确认，并不得在开庭时公开质证；三是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利益的事实认定的，人民法院有权依职权调取证据。这种关注，意味着我国行政诉讼制度更趋完善。
4、有助于融合现代法治和程序正当观念，使我国的行政诉讼法与国际接轨，逐渐趋向依法行政，真正实现现代法治的基本观念如平等、自由、开放、透明、公正、效率、依法行政、司法独立和司法审查制度等在我国法律中的体现。程序正当，在美国法中，是指行政行为必须满足对个人的最低公平标准。如在作出决定前要给予充分的告知和提供有意义的听证机会。它强调的是法律适用中的操作规程的公平、审判过程的严格和平等以及规则所体现的形式合理性。《关于证据的规定》借鉴国外证据立法和审判实践，吸收证据理论研究成果，适应WTO规则的要求，在证据的告知、证据交换、质证、新的证据的界定、证据的排除、以证据证明的案件事实裁判（证据裁判主义）、阐明证据是否采纳的理由理由以及直接言词原则等，充分体现并融合了现代法治和程序正当的观念。
四、国外关于行政诉讼举证责任的不同理论
当然，我国现行的这种举证责任制度并非全是好处，它虽然广泛吸收了国外的一些先进做法，也取得了较大的成效。但目前世界上行政诉讼法比较发达的国家，对举证责任制度仍然是各持己见，理解不一。下面，以日本的为例，介绍其关于举证责任的不同学说，并通过比较研究的方法，使我国行政诉讼举证责任更加完善。
在关于撤销处分诉讼中的证明责任问题，应当由原告或被告行政厅承担，尤其是在法律无明文规定的情况下，学说的主张不一。归纳起来有以下五种：
第一种学说是由原告负证明责任。由于行政行为有公定力，受合法性的推定，所以要求其撤销的原告，应负证明该行政违法的责任。
第二种学说是由被告行政厅负证明责任。因为行政行为即使违法，除无效的场合外一般是有效的，因此在撤销诉讼中，被告行政厅对其处分合法性应负证明责任。
第三种学说是根据法律要件不同而分配证明责任说。即在撤销诉讼中，也适用懂事诉讼一样的证明责任分配原则。行政行为权限根据的事实要件由被告行政厅负证明责任，权限障碍、消灭等的事实要件，由原告负证明责任。
第四种学说是主张根据行政行为内容不同分配证明责任说。从处分的内容来看，对于科处负担行为的合法性由被告行政厅负证明责任，对于以授予权益行为主权为基础的事实，由原告负证明责任。我国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则较接近此学说。
第五种学说是认为应当根据具体案件分配证明责任。因为一般的分配标准有困难，应考虑各种行政法关系的具体性质、证明的难易程序、诉讼当事人间的对等性、公平性等各种因素来确定证明责任。
五、我国行政诉讼中举证责任分担规则的发展趋势
以上各种学说均有一定的道理，在不同的时期，分别占过主导地位。到底应采用哪种学说，应该结合本国自己的实际情况。我国是一个比较落后的欠发达国家，行政机关违法行政的比例较大，行政相对人保护自己的意识比较淡薄，因此，完全将举证责任推给原告是不可行的，当然由行政主体负主要责任，在目前看来没有什么大的不当之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做法必然会被“谁举证，谁主张”的规则所替代。主要理由阐述如下：
1、由被告负担主要的举证责任，原告负担初步的举证责任，在行政行为数量及争议案件不是太多的情况下，是比较可行的，但随着行政主体职能的不断变化，各种行政争议案件越来越多，由行政主体承担大量的证据保存任务，有欠妥当。首先，具体行政行为的时效性大，行政主体的工作人员变动也日趋频繁，一旦发生大量的流动，因为证据保存之不善，而让行政主体承担败诉的理论违反了公平的原则。其次，行政相对人提起诉讼应当具有必要的根据或理由，或者就要有根据或理由。否则，无缘无故的提起诉讼，只会浪费国家的司法资源及行政资源，这种做法是和现代行政理念不符的。最后，关于诉讼风险，原告应当有所预见。即使根据我国目前的行政诉讼案件的统计来看，行政主体败诉的可能性较大，但也不排除原告败诉的可能。有诉讼，就存在风险。因此，原告如果不对行政主体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采取的措施、违法行政的事实以及相关的法律根据等证据予以妥善的保存，就可能预见到诉讼对自己不利的结果。
2、由原告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有利于督促原告对自己合法权益的保护意识。在很多情况下，行政主体进行具体行政行为时，行政相对人本来可以对自己的行为进行辩解从而以减轻自己的行政责任，但有些行政相对人总是抱着一种无所谓的态度对待行政主体的行政处理，指望通过诉讼来获得胜诉。甚至有些行政相对人滥用法律赋予的权利，对一些争议标的很小的案件不停的提起诉讼，是谓“维护自己合法的权益”，或者故意隐匿可能对行政主体有利的证据。因此，赋予原告必要的举证责任，促使其有效、积极地举证。对于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或者合理性应当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规则。行政主体主张行政行为合法、正确，应当负举证责任；原告认为被告适用法律不当，应当提出正确的法律供法庭参考，而不是笼统地说被告的行为违法，却说不出来是适用法律不当，还是适用法律错误。如某案可有多种法律适用方案，被告已证明其法律适用佥或说得过去，而原告主张另一种法律适用，此种情况下，原告就必须负举证责任。又如原告主张被告动机或目的恶意或违法，而行政案卷或记录中却难以看得出来，而动机和目的，一般来讲又属于内在的东西，故只能先由原告举证。
综上所述，笔者得出的结论是，在行政诉讼中由被告负主要的举证责任并无不妥，但在特殊情况下，原告亦应当具有充足的证据保护意识，对适用法律有不同的意见，或者认为行政主体行政主观方面有恶意等情况下，就应当承担主要的举证责任。只有行政诉讼双方的举证责任明确、清晰，我国的行政诉讼制度才能起到其本应具有的重要意义。
主要参考书目:
1、《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方世荣主编，人民法院出版社出版；
2、《证明责任论》（德）莱奥.罗森贝克著，庄敬华译，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
3、《外国行政诉讼制度》，王名扬主编，人民法院出版社出版；
4、《行政诉讼法学基本文献资料选编（教学参考书）》，司法部法学教材编辑部编审，法律出版社出版；
5、《行政违法论纲》，杨解君著，东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6、《行政行为的效力研究》，叶必丰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7、《行政诉讼原理及名案解析》，刘善春著，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