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市房屋抵押管理暂行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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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法通则》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公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利害关系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他死亡：（一）下落不明满四年的；（二）因意外事故下落不明，从事故发生之日起满二年的。”被宣告死亡人首先应该是下落不明人，即失踪人。从这规定上来看，哪些人可以由其利害关系人申请宣告其死亡在理论上是非常清楚的，然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却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
（一）失踪的军人能否被宣告死亡
2001年4月1日，海军航空兵某部飞行中队长王伟在执行跟踪监视美机的任务中，所驾飞机被美军撞毁后跳伞落海，经多方组织搜救十余天，王伟同志仍然下落不明。搜救工作结束后，海军党委做出批准王伟同志为革命烈士的决定，原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同志签署命令，授予王伟同志“海军卫士”的称号。依《民法通则》和《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这种情况能否认定为是有关机关证明公民不可能生存，王伟的利害关系人能不能向法院申请宣告其死亡呢？对此种类似情况，由于涉及军队利益，一些部队的现实做法是：军人如果是在战争、战备训练、执行军事任务、参加抢险救灾等公务中下落不明，通常作“因公牺牲”处理；如果是因意外事件而下落不明，可能做“因公牺牲”处理，也可能作“病故”处理；如果是因患病(最典型的是精神疾病)而下落不明，则按“病故”处理。也有单位将下落不明的军人的问题长期搁置着，不予以处理。
以上的这种做法产生了很多问题：下落不明的军人的工资、津贴是否继续发放？发放给谁？下落不明的军人如果是军官或文职干部，其原有住房如何处理？如何确定其家属的使用权？如果其家属提出财产上的要求如何处理？依据什么处理？等等。因此有必要就该问题进行一下探讨。2004年10月1日起，我国使用“宣告死亡”这一法律制度来解决失踪军人的抚恤问题。新修订的《军人抚恤优待条例》规定：现役军人在执行对敌作战、边海防值勤或者抢险救灾任务中失踪，经法定程序宣告死亡的，按烈士对待；现役军人在执行上述任务以外的其他任务中失踪，经法定程序宣告死亡的，按因公牺牲对待；现役军人非执行任务或者失踪经法定程序宣告死亡的，按病故对待。 新修订的《军人抚恤优待条例》明确规定，失踪军人经法定程序宣告死亡后，可分别依据条件被确认为烈士、因公牺牲或病故，其遗属即可享受军人死亡抚恤待遇。军人从事的是高风险的职业，失踪现象难以避免，世界各国普遍采用“宣告死亡”的法律手段来解决失踪军人及其家属的权益问题。按照《民法通则》第二十三条和《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公民下落不明满四年，或者因意外事故下落不明满二年，或者因意外事故下落不明，经有关机关证明该公民不可能生存，利害关系人申请宣告其死亡的，向下落不明人住所地基层人民法院提出。”法律并没有把军人作为特例另行规定或排除在法律调整之外。因而只要军人失踪了，在达到法律规定的期限时，其利害关系人可以向法院申请宣告其死亡。海军党委做出批准王伟同志为革命烈士的决定，这应被视为有关机关已经证明该公民不可能生存，王伟的利害关系人可以申请宣告其死亡。
紧接着的问题是由地方法院还是由专门的军事法院来受理此种案件更为合适？我国的军事法院基本上不管辖民事案件(个别地区因当地“军民合一”的政权组织结构，其军事法院被授权可以管辖民事案件)，似乎已成为一个不成文的惯例。而某些民事案件由于涉及军队利益，地方法院审理往往难以解决一些实际问题。这些案件由相关军事法院直接受理和管辖则要比地方法院受理更为适宜，更符合民事诉讼法的“两便原则”，更便于司法机关的操作和执行，更有利于维护国家的军事利益。对此已有相关判例出现：2000年11月20日成都军区直属军事法院就昆明陆军学院司务长培训大队退休干部吴应智的亲属申请宣告吴应智死亡一案做出了宣告判决。该案是我国军事法院有史以来第一次依照民事审判程序来审理的民事案件。为打破这一不成文的惯例，解放军军事法院因此向最高人民法院呈报了关于军事法院管辖军内民事案件的请示。于2001年6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就该请示的复函中答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的精神，军事法院试行审理双方当事人都是现役军人、部队管理的离退休干部、军队在编职工或者军内法人的民事案件。申请宣告军人失踪、申请宣告军人死亡的案件，申请人向军事法院提出的，军事法院可以受理。民事案件一方当事人为非军人的，由地方人民法院受理。”这一请示已获批准，军事法院可以受理宣告军人死亡的案件，并将开始全面审理军内民事案件，从而进一步完善了我国的审判体制。
再有的问题是在这种因意外事故下落不明，以有关机关证明该自然人不可能生存的情况下，失踪人的利害关系人申请宣告其死亡，该程序是否要等到事故发生之日起满二年后才可以提起？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七条第一款规定：“……或者因意外事故下落不明满二年，或者因意外事故下落不明，经有关机关证明该公民不可能生存，利害关系人申请宣告其死亡的，向下落不明人住所地基层人民法院提出。”有人提出“适用《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七条的前提是先适用《民法通则》第二十三条的规定，…… ”但是许多学者认为，在有关机关证明自然人不可能生存的情况下，失踪人的利害关系人即可以向法院申请宣告失踪人死亡。 我国民事诉讼法虽增加规定因意外事故下落不明，经有关机关证明不可能生存的，可不受两年期间的限制，直接申请宣告死亡，但由于《民法通则》无此规定而导致在实践中有很多的争议。从本质上讲，宣告死亡主要是实体法的问题，各国民法如法国、德国民法典均从实体上对宣告死亡的要件加以规定，特别是下落不明所应持续的时间由民事实体法规定。在现行法的基础上，笔者赞同前一种观点。但在我国现有科学技术条件下，有关机关在出具相关证明时，已经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像王伟这种由有关机关证明该自然人不可能生存而失踪人实际生存的情况是不可能再出现的。因此，笔者认为，现行法对此问题没有另行特别规定有所不妥。对于这种情况应当由有关国家机关在应失踪人的利害关系人的要求,或主动出具自然人不可能生存的证明后，失踪人的利害关系人即可以向法院申请宣告该失踪人死亡。当然对哪些国家机关可以出具此证明和哪些事件属于意外事故，法律也应做出明确的规定，以免此种权力被滥用。
（二）潜逃在外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是否能被申请宣告死亡？
刑事司法实践中经常会出现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畏罪潜逃的情况，有些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长期潜逃在外杳无音信，达到了法定期限，其利害关系人能否向法院申请宣告其死亡？如果根据“先刑后民”的司法惯例，对利害关系人提出潜逃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死亡的申请不予立案受理或者立案后中止审理，那么10年、20年、30年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还没有归案，则会使相关民事法律关系长期处于不明确的状态，且明显的不利于保护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对此有人认为此种情况应该允许潜逃在外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利害关系人向法院申请宣告其死亡。笔者认为介于宣告死亡的法律效力不涉及公法上效力，尤其是刑事法律上效力，在潜逃在外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所犯刑事案件的追诉时效内其仍应负刑事责任。因此，从宣告死亡制度的目的出发，某些长期潜逃在外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确是杳无音信的，应该允许其利害关系人向法院申请宣告其已死亡，以终止与其有关系的民事法律关系的不稳定状态，保护其利害关系人的利益和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的正常运转。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极易出现潜逃在外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与其家人或和某一利害关系人串通一气以此损害其他利害关系人的利益。为防此种情况的出现，法律应规定此种申请宣告死亡的要件应当比其他申请宣告死亡案件的要件更为严格。


　　北安市人民法院—王傲辉

中共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卫生部


关于加强传染病防治法等法律法规宣传工作的通知

中共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卫生部
2003年4月30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宣传部、司法厅（局）、卫生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宣传部、司法局、卫生局：

　 当前，我国一些地区发生了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疫情，严重影响了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做好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关系到我国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简称《传染病防治法》）1989年9月1日实施，是保护人民健康的一部重要法律。今年4月8日，我国政府决定将传染性非典型肺炎列入《传染病防治法》法定传染病进行管理，为防治工作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加强《传染病防治法》等法律法规的宣传，促进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依法进行，是各级党委宣传部、司法行政机关、卫生行政部门当前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为做好这项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充分认识宣传《传染病防治法》等法律法规的重要意义

　 加强《传染病防治法》等法律法规的宣传，是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开展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方针政策和部署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传染病防治法》等法律法规的宣传，有利于各级政府明确职责和工作手段，依法采取疫情报告、控制、救治等多种紧急措施；有利于动员社会力量有序开展非典型肺炎的群防群治，使广大干部群众理解、支持政府的各项措施，为夺取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的胜利创造良好的群众基础；有利于打击在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期间出现的各种违法犯罪活动，维护社会的稳定和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

　 二、突出重点宣传好《传染病防治法》等法律法规

　 各地要紧紧围绕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的实际，有针对性地宣传好《传染病防治法》等法律法规。主要内容包括：党和政府关于做好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的方针政策，法律规定的国家关于传染病防治的方针原则，在传染病防治过程中各级政府、医疗卫生机构的责任和可采取的紧急行政措施，公民应当履行的法定权利和义务，违反《传染病防治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在传染病防治过程中破坏生产生活秩序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等。中宣部宣教局、司法部法制宣传司、卫生部法制与监督司联合编写的《学习贯彻〈传染病防治法〉依法防治非典型肺炎基本知识》可作为辅助宣传材料。

　 要突出宣传教育重点，重点加强对各级领导干部、行政执法人员的宣传；加强对医疗卫生机构、社区、工地、村落等基层的宣传；加强对车站、机场、码头等重点地区的宣传。通过宣传教育，使各级政府依法行政，各负其责，密切配合，发挥好在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中的领导作用；使各级医疗卫生机构明确职责，认真做好救治、防护、科研等有关工作；使广大人民群众明确自己的权利义务，积极配合政府和医疗卫生机构采取的措施。

　 要扩大宣传范围，无论是已经发现疫情的地区，还是没有发现疫情的地区，都要切实开展《传染病防治法》等法律法规的宣传。要认真做好群众的思想工作，及时解疑释惑，消除群众的恐惧心理，努力把干部群众的思想统一到中央的方针政策上来，振奋精神，团结一致，依靠科学、依靠法律和道德的力量，坚决打好防治非典型肺炎这场硬仗。

　 要充分发挥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现代媒体的作用，形成合力。运用灵活多样的手段，发挥好宣传栏、黑板报等基层宣传阵地的作用，为依法做好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创造浓厚的舆论氛围。

　 三、加强对《传染病防治法》等法律法规宣传工作的领导

　 各级党委宣传部、司法行政机关、卫生行政部门，要把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作为当前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从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贯彻十六大精神的高度，切实加强《传染病防治法》等法律法规宣传工作的领导，制定好规划，明确分工，落实责任，转变作风，狠抓落实，确保《传染病防治法》等法律法规的宣传工作落到实处。

　 要在各级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领导机构统一领导和指挥下，积极配合，主动工作，充分发挥职能作用，为夺取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的胜利做出应有的贡献。